现代意识心灵中的换喻,则是让自己拥有了事物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创造出拥有事物全部的幻象,例如崇拜明星,因而会购买代表明星的签名纪念品,拥有签名纪念品,就像拥有了明星一样满足。
这种换喻习惯,创造了大批商品化的机会。任何吸引人的东西,都可以化约制造成可以被带走、被拥有的商品,以小商品取代大整体。难怪现在任何值得一游的地方,不管是山川丽景或名胜古迹,旁边一定有卖纪念品的商店,让人们不只到此一游,还假想把带不走的地点,都装进口袋里带回家去。
换喻换久了,人们也就学会假戏真做,只要掌握到一点点皮毛、片断,就可以说服自己不再需要去征服整体了。

施纳贝尔与富尼埃的经典录音,还提示了我们:别老是找同样个性、同样世代的人合作,施纳贝尔与富尼埃将巴洛克和古典风格冶为一炉,我们也可以试着将抱持不同年代信念、美学价值乃至工作习惯的人,放在个需要刺激创意的团队里,找到让大家平等发挥的模式,那样出来的成果,必然好过一个具备世代同构型的团队

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尤其在舒曼手中,古典主义歧视组曲的理由,反而成了组曲复兴的核心理由。人生有多少最重要的时光,只存在于灵光片段中,厚重累赘的奏鸣曲形式要如何捕捉、表达这些灵光片段?组曲容许音乐家看小不看大,能够帮助音乐家将各种不同灵光片段,组合成一串生命的描摹或隐喻,于是组曲获得了新意义,也就获得了新活力。

不过解释各个学生留下的不同记录,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毕竟还是:任何老师都不可能用同一套方式教所有学生。学生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质,而音乐,只能依顺着人的个性与特质来发挥表现。看起来像是乐谱在规定音乐演出,但实际上,个性与特质会顽强地从乐谱后面钻上来,清楚浮现在音乐里。

在马约卡岛上,情人乔治桑带着他的儿子外出,遇到大雨阻路一时回不来,努力在钢琴上作曲的肖邦开始胡思乱想,先是想、后来认为自己确定了乔治桑一定是发生意外死了,等到乔治桑浑身湿透带着儿子回来了,肖邦竟然吓得从钢琴前面站起来。说:“我知道你们已经死了,那我一定也死了,才会再看到你们!

一件历史事实是:人类之间许多悲剧,往往来自太过天真、粗糙的分类概念,并将分类概念执著地认定为事实。孔老夫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就是在警惕我们这种分类带来的“非理”吧!同样个人,今天我们爱他,就恨不得他永不受时间影响,不老不死;明天我们讨厌他了,就又恨不得要他立即从地球上消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只有爱与恶的分类,无法体认也无法真正认识人的真实复杂性。

我们以为民主,是有个性,各吹各的调,所以社会当然就是乱成一团,吵成一团。殊不知在不委屈任何一个声部,在放弃和弦式主从关系的情况下,还有“对位”可供使用。民主社会应该追求的,一方面是一个巧妙安排的文化空间,将每个人的态度、意见,转译为可以彼此对位的语言,而不是一直紧张龃龉。另一方面还要在各种议题上,学会如何不要大家沉溺在同样的、单线的一条旋律上,而能经由对位,繁衍出许多不同却能组构丰富质感的声部来。

有一种最伤害想象力与领悟力的习惯,就是用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世界。以为事物就等同于其最平常、最庸俗的部分,因而不只失去了被这项事物刺激的机会,还会进面丧失了自身发现异质刺激的能力。

个不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大家的感官停留在低度利用的状态下,社会上必然充斥了不断重复的、熟悉的东西。听音乐,只听千篇一律的歌曲,因为耳朵懒惰到只听得进这样的东西。看戏剧,就只看剧情不断互相抄袭的连续剧,因为人的感情也低度开发到只看得懂这样粗糙的东西。

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创新;这样的社会,甚至缺乏基本的勇气,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产生兴趣。

很多时候,这些自己内心的猜疑,真的就让我们却步了,宁可停留在一段“适当”距离之外。那就是我们和大部分音乐间保持的距离。只有更少数更宝贵的瞬间,我们才像舒伯特梦中发生的那样,抑制了自己所有的怀疑与犹豫,仿佛被某个单一意念占满,麻木了,坚持前进。就在前进的过程中,不只是距离逐渐缩小消失了,连原先明明应该存在的障碍,也自然而然地推排开来,为我们让出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