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为单位来看,向奥斯维辛输送犹太人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匈牙利—在1944年初夏的高峰时期,共有43.8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那里。其次是波兰(30万),接下来依次是:法国(69114)、荷兰(60085)、希腊(55000)、捷克斯洛伐克和摩拉维亚(46099)、斯洛伐克(26661)、比利时(24906)、德国和奥地利(23000)、南斯拉夫(10000),意大利(7422)。@当然,我们也不该忘记死在集中营里的非犹太人,他们是7万名波兰政治犯、2万多名吉卜赛人、1万名苏联战俘、几百名耶和华见证人、数十名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出于种种荒谬的原因(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原因)而被送进集中营的人。

这个悲惨的故事进行到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可以肯定的是,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大多数人没有遭到任何处罚,而集中营里的大多数犯人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非但如此,很多人在战争结束后还遭受到更多的偏见和伤害。这样的结论自然会让人感到不快。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而这段历史最亏欠的,就是比克瑙那些得不到救赎也无法安息的冤魂。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墓地,比克瑙的土地在战
后被寻觅贵重物品的当地居民一遍遍翻动。这个墓地以及附近的维斯瓦河就是一百多万人的最终归宿——许多犯人的骨灰倾倒在这条河里。这一百多万人的证词我们已永远无从聆听。

大量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没有遭到起诉,这情况不仅发生在德国,全世界都有类似的问题(或许只有波兰除外,在789名奥斯维辛工作人员当中,多达673人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起诉这些奥斯维辛工作人员之所以很困难,首先是因为不同国家缺乏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其次是因为冷战造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最后,我们不得不说,还因为人们缺乏足够强烈的意愿。在纽伦堡审判中,党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但没有人进一步强调,每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都犯有战争罪,而这样的判决无疑将会得到大众的支持。如果能够给他们每个人都定罪,那么无论判罚有多轻,它都是向后人表达的一个明确态度。然而,没有定罪,也没有判罚。曾在奥斯维辛工作并活到战后的党卫队成员约有85%没有遭到任何处罚。当希姆莱在火车上想出建造毒气室的方案,以减轻他的手下因残忍射杀犹太人而承受的心理“负担”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这个意外的收获:这种屠杀方法帮助大部分党卫队成员在战后逃过处罚,只因他们宣称自己没有直接参与灭绝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犯人在离开奥斯维辛以后陷入了更艰难的处境,与此同时,奥斯卡·格伦宁却享受着(并且后来一直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这种反差并没有给格伦宁造成片刻的困扰。“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的,”他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活。我所做的也是每个正常人都会做的,那就是为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比如自己的家人创造最好的生活。只不过我成功了,有些人没成功。这跟过去发生的事没有关系。”

大体上来说,丹麦的犹太人回到家乡后受到的待遇要好于波兰或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造成这种差别主要是外部环境因素。那些想在苏联统治下的新国家建设新生活的犹太人,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宣扬的是一切财产国有化,禁止个人拥有住房或工厂,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想要回自己在战前拥有的财产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些非犹太人在犹太人遭到驱逐期间搬进了他们的房子或公寓,而这些人现在只需要说,房子是国有的,他们不过是租住,就可以不必归还(这也正是弗里德一家在斯洛伐克试图要回自己的餐厅时遇到的情况)。此外,对这些国家的许多非犹太人来说,他们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别人讨论纳粹占领他们的国家并迫害犹太人期间他们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当然,考虑到屠杀的规模,能成功回到家乡发起这样一场讨论的犹太人少之又少。苏联力图淡化纳粹灭绝行动中的种族要素,强调受害者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做法,也完全符合东部一些非犹太人的愿望,这样一来,纳粹残忍的“最终解决”将与他们的国家毫无干系,否则实在有太多令人难堪的问题需要回答。
在这段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事例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违背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念行事是极其困难的。瓦尔特·弗里德的老朋友约绍之所以与他反目,并不是他独自一人的决定,而是由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造成这变化的,一方面是苏联人的占领,另一方面是少数犹太人在战后的回归,让很多人被迫面对一段自己努力想要遗忘的过去。选择永远存在,但随大流总是更容易一些。如果大家都持有反犹主义观点,都想要迫害犹太人,那么跟大家一样就可以了。

一方面,我们不该通过这个故事就认定丹麦人比别的民族都更有同情心,因为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丹麦人并不愿意接收从德国逃过来的大批犹太人,但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丹麦人的高尚只是相对的,可他们经常忘了,即使是在1940年和1941年,德国人看似会贏得战争的时候,丹麦人也坚守住了道德原则,没有迫害过犹太人,哪怕这种做法肯定会让他们的纳粹统治者非常高兴。
我们也不该因为知道贝斯特让大量丹麦犹太人逃跑的背后有他自己的政治考量,就否认其他丹麦人的救援行动所具有的道德价值。重要的是,丹麦人团结在一起反对驱逐行动时,没人知道贝斯特是怎么想的。每个为犹太人提供帮助的人在那时都以为他们的做法违背了德国人的意愿,并且可能会给自己惹上很大麻烦。因此克努兹·迪比才会说:“丹麦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真正的友爱。那单纯是一种博爱的情怀,是善良和尊重。全欧洲的人本来都应该和他们一样。”这个观点让人难以反驳。

从维尔纳贝斯特10月5日交给柏林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解释。“丹麦犹太行动是让这个国家中不再有犹太人,而不是要成功杀死多少犹太人,因此可以论定,“犹太行动’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在这里贝斯特强调了自己的功劳,因为他在最大限度地维护纳粹统治的同时,让丹麦成了“没有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逃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被抓起来,对他有个很实际的好处:丹麦政府未来将更容易合作。

德国驻丹麦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博士( Dr Werner best),此刻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知该如何处置丹麦的扰太人。从贝斯特的背景来看,很难认为他会采取同情的态度。他早年是一名律师,1930年加入纳粹党,第二年加入党卫队,此后一直担任盖世太保的法律顾问,并直接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工作。在帝国安全办公室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对波兰知识分子的迫害,随后他到法国任职,直接参与对法国犹太人的镇压。而现在,这个忠诚的纳粹分子却做了一件与他一贯风格完全相悖的事:他通过中间人向丹麦犹太人透露了将要展开的抓捕。

考虑到纳粹在欧洲其他地方展开的反犹屠杀,很难想象他们会允许一个国家对犹太人的接受度如此之高,但纳粹对丹麦的态度其实非常微妙。首先,他们希望确保这个国家向德国输送的粮食供给不受影响;其次,他们意识到,以这种“理想的”方式占领一个“雅利安”同胞的国家具有积极的宣传意义;最后,和平的丹麦几乎不需要多少德国士兵驻扎在此地进行管理,这也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然而,这种态度在1943年秋发生了改变。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利的德国军队全面撤退,此后丹麦爆发了多起反抗行动,并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罢工。德国人坚持镇压这些行动,但丹麦政府拒绝配合。因此,8月29日,德国夺取了丹麦政权。

在所有曾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中,只有一个没有因参与“最终解决”而留下道德污点,这个国家就是丹麦。在丹麦人的共同努力下,全国95%的犹太人免遭落入德国人之手的下场。

许多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人都同意托伊·布拉特的观点,即人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里说的并不是人会依据不同情景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套老生常谈,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都会这样做。显然,一个人在摇滚音乐会上与在葬礼上的举止是完全不同的。但托伊·布拉特指的是在极端环境下一个人的彻底改变,这不单单体现在行为上—虽然也有行为的变化,但更多是深层的性格变化。托伊等人在集中营里得出的结论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人类如同根据温度而改变的物质,就像水只有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才是水,在其他温度下会变成蒸汽或冰,人类在极其迥异的环境下也会变成不同的人。

对刚到达的犯人进行筛选的制度于1942年确立之后,纳粹医生开始在大规模屠杀进程里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奥斯维辛运转的关键就在于他们的生死筛选。筛选过程中医生的积极参与对纳粹至关重要,这有其现实和理论方面的原因。现实原因很容易理解:要一眼判断出某个人是否适合工作(每个决定只花上几秒),医生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理论方面不那么明显,意义却更重大:医生密切参与筛选过程可以给人一种感觉,即屠杀不是基于偏见随意进行的,而是有科学上的必要性;奥斯维辛不是一个随心所欲大开杀戒的刑场,而是通过慎重和冷静的行动,为国民健康做出贡献的地方。

虽然乍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来自内部支持者的批评,纳粹领导层确实要比斯大林体制宽容得多,这也是第三帝国比斯大林政权更有活力的原因之一,因为下级官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

二百多年前,人性的局限和阴暗已经使不少启蒙时代的思想者们忧心忡忡,也让他们把政府与人性结合在了一起。“政府本身又是什么,”麦迪逊问,“不正是人性的集大成者?”在美国之父们的远见中,民主,就是要设计成对人性弱点的制约,特别是对领导滥用权力的制约。对人性的认知,可能是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之间最大的不同,后者有着浪漫的情怀,坚信自己即将摆脱人性的局限,把人变成“新人”。1794年，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Maximilien Robespierre）“恐怖统治”的总设计师,这样写道:“法国人民似乎已经超越世界上其他人类2000年;身居其间,你很想将他们看作另外一个物种。”

加害者的证词和有些加害者对自己所做所为的“无怨无悔”或“有限认错”(如奥斯卡·格伦宁)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关乎大屠杀的两个关键问题——它们同样是《奧斯维辛》要回答的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情,心安理得地残害或杀戮与自己无怨无仇的无辜者?第二个问题是,杀害的决定是由谁做出的?第一个是人性的问题,涉及人自身的善和恶。第二个则是政治责任和法律罪责的问题,涉及应该如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如果说,屠杀的决定是由极少数人——希特勒和他的核心人物——所做出,而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极少数人视为“没有人性”的恶魔和虐待狂。但是,如果杀人是许许多多普通人自己所决定的行为(虽然是因为处于某种外力的情景之中),而且事后并不后悔,那么,我们便不能轻易将这些数量众多的人全都排除在人类群体之外。他们的问题是“非人性”,恰恰相反,这正是“人性”。里斯关注的显然是后种情形,“所有认为只有纳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极其恶毒的反犹主义观念的人,也应当认真反思。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