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说看某作家的作品,是为了认同他们言论的观点,但实际上,我们是为了欣赏他们独特的文字风格才去读他们作品的”。
Oates说得有理,上一个世纪,多少才智之士曾就美国的种族问题、道德问题、贫富悬殊问题、越战、堕胎、青少年吸毒等社会话题发表过不少谠言伟论,但风潮一旦过去,作者说过什么话亦随即遗忘除非这些作者能有一种unique employment of language to which we, as readers, are drawn。
我们认识的董桥,吐属温文,怀抱清辉。他不调皮撒野的时候,濡墨信笔,文字意境都惹古趣,令人销魂《熏香记》和《缪姑太的扇子》二篇,足为典范,既见文字钩沉的深厚功力,亦托出了作者营造柳暗花明的心思。
董桥文字,还有一特色。有时热辣辣的题目经过他的过滤,倾倒出来却有“一泓秋水照人寒”的凄清。

耀基兄说德国社会学家 Max Weber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学术世界;又说韦伯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学术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绝望的呼吁。我很同意这样的观察。一九七七年年底一连好几个冬夜,我在伦敦寓所炉边静心读了一些韦伯和关于韦伯的书,心中荡起不少涟漪,想到知识分子徘徊在文化良知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那份错杂心情,久久不能自释。接编《明报月刊》的这六年里,我看到中国大陆痛定思痛,埋头修补人类尊严的一块块青花碎片;我看到台湾经济拖拉机机件失灵,大家忙着清理大观园内物质文明的污水;我看到香港的维多利亚陈年披巾给拿掉,政治着凉的个喷嚏喷醒了多少高帽燕尾的春梦。就在这个时候,我也看到朝秦暮楚的个人信仰随随便便篡改价值观念;各种政治宣传向商业广告看齐;利用现代传媒科技的视听器和印刷品,日夜不停骚扰中西文化中静观冥想的传统。于是,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都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文化世界;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文化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关怀与呼吁。
说“文化”而不说“学术”,那是因为我不希望毫无远见的学术账单垄断整个知识市场。说“关怀”而不说“绝望”,那是因为我对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前途依然抱着不少希望:我的希望与其说是寄托在政治制度之上,毋宁说是摆放在文化理念之上。政治是一种“行动的人生”,文化却是“静观的人生”,在朝的政治行动可以颠倒乾坤,在野的文化静观始终是一股制衡势力,逼人思其所行。我常觉得,人生“行动”的余地和机缘毕竟不是太大太多,客观环境往往只容许人生退而静观其变;而知识的惟一好处,大概就是教人怎么创造转圆的余地,不是教人怎么开拓冲刺的空间。这样说,“静观”似乎更有其真诚的性格和刚毅的精神了?

一日,有客问大陆、台、港三地文风之区别,笑而答曰:大陆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奈何不知自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不知东方之既白;香港文章则如洋场恶少之拈花惹草,黑发金发左拥右抱,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香火能传最是要紧。初学者最忌写白话诗,盖自批“诗人执照”后必自信无所不可为,笔下咿咿呀呀梦呓连篇,名词动词乱伦交配,主语宾语私相授受,望之仿佛眼睛生在屁股上之印象派画家,实则诗人连一纸便条都写不通!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晚年病目,脑力亦略见退化,每每神智不清,无法撰写正经著作,医生于是嘱其退而求其次,尝试写诗。大师闻言怏然不悦,曰:“此混蛋庸医束手无策!”意谓庸医岂可命他弃文作诗。此事说明二理:神智不清者适宜写诗,此一也;诗人不可神智不清,此二也。白话诗文确不可无旧学为体;“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不知何世”表示无视代沟;能在斜阳里细诉兴亡,则悟出荒村雨声之禅机矣。

语文可以像水墨那么沉郁。语文可以像金金银银的阳光那么明丽。智慧的民族用智慧的语文,浅薄的民族用浅薄的语文。有人天生只会用戴孝的语文,有人练成一套挂笑的语文。资本主义的语文是自嘲的语文,共产主义的语文是训话的语文。有个加拿大人说,加拿大原本可以享有英国的政府制度,法国的文化传统,美国的科学技术,结果竟落得要忍受英国的科学技术,法国的政府制度,美国的文化传统。一个英国人说大英帝国太阳不落,因为上帝信不过黑暗中的英国人(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 because God wouldn't trust an Englishman in the dark.)。政治制度的专制与开明,决定语言文字的衰落和生机。 Carlos Fuentes说:在苏联,会挑刺儿的作家都送去精神病院,在美国则请去做清谈节目( In the soviet union a writer who is critical is taken to a lunatic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is taken to a talk show.)。

孙郁说鲁迅撰写书话,“不掉书袋,不迂腐自娱,亦无绅士雅态”,又说他“以白话文而名显天下”。确实如此。可是,孙郁也忘说明“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浑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下笔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鲁迅用文言写中国小说史,通篇精练得不得了,又不失情致,他的语文底子昭然若揭。甚至读《孔乙己》,读《阿Q正传》,读《在酒楼上》,虽是白话,文言的成分还是不少,否则不会“凝”得那么晶莹。文言文是传统的、古典的,像正月半的花灯,纵使只亮三五晚,也好。

说“中国情怀”,八九是文化的概念,几乎完全可以不牵涉政治意识。我常想,政治只是理念的游戏,龙腾虎掷,锋颖太露;真正可以提升民族的精神层次、加强个人的归属意愿的,还是文化的认同:画檐蛛网,斜阳烟柳,即使是断肠处,也得风流。这是道德情操的定盘针。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哉?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政治家大半不是鹦鹉,陀山一旦大火,他们想到的当然是能不张扬就不张扬,真的隐瞒不住了,只好发动全民救火运动,自己坐享大功;有点文化情怀的寻常百姓则十九是鹦鹉,不计成败,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因为“不忍见耳”!

故国山水花月都要付出人们争取自由的代价;故国山水花月也要付出人们伤春悲秋的代价。虽说最难忘情是故国山水,人的际遇始终在支配家山花月的命运:不能自释的是天外秋心,竟说秋心纷纷化为过江孤鹤;历经沧桑的是寻常百姓,竟说斜阳里细诉兴亡的是燕子。人和故国山水花月的关系是个轮回不息的辩证关系,为的是让人在人为因果之中求个安顿,难怪德国浪漫诗人诺瓦里斯说:“哲学其实是乡愁,是处处为家的渴望。”“家园”和“故国”的观念是传统道德家鼓吹爱国主义的关键理念;可是,近代史学家从马克思到斯宾格勒都已经超越了这个理念而细心观察十九世纪以来的移民现象。约翰·伯哲用感性之笔渲染丁香花的恋情之后,紧跟着用理性之笔探讨故园和移民的课题,终于认定背井离乡既象征绝望也暗示希望:都市罪案可能还没有故乡的贫穷荒谬;客死他乡可能还没有受自己同胞清算拷打可笑。尽管这样,身在异乡,心在故国,芍药有情、荷花无恙的消息,总比寒江凄清、山骨俱冷的牵挂要可喜得多。巴索罗缪夫人早应该相信雪后的清晨真会有云雀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