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学潮不始于今日,远自古代,每当末世政治不修、经济衰退,学潮党祸往往便继之而起。第一个发生庞大学运的朝代,应该是东汉租、灵之世。当时,外戚宦官相继为锅,太学里众达三万学子为求改革,遂成清议中心,而为首论政引致党钢之祸的郭泰、页彪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代的学运领袖。往下数,唐有清流、宋有党祸,特别是在北宋之末,太学三舍的三千九百多名学生,也曾在陈东的领导下,选次伏阙上书。续降至明代,以东林学院为首的地方学校,也多成为清议抗拒中心。再降自清末,康有为等联合人京应试举子,公车上书言事于先,而新式学校学生与关外留学归来的学人更成为问政及革命主力。最后,到了民国初年,先有“五四”运动,继有“三一八”学潮,规模之巨更是空前。最让人警惕的是,王朝也罢,民国也好,只要大型学潮一起,
统治者莫不随之垮台!

一直到今天,在下还是不能了解国府为何一定要在当年召开国民大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更不明白两年之后,国府再度召开行宪国大(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又是为了什么?事实上,在这两次国大之间,国民党内争取提名既已打破了头,加深分裂;在强迫党员“礼让”友党,当选之后立即继之以放弃之际,更造成了党内的离心与法制的破坏;此外,各级竞选之买卖选票,浪费财源,也加速了财、经的紊乱。本来,国民党便是派系的凑合,在迭经国大、立、监委以至于总统、副总统的选战之后,更是纲纪荡然,四分五裂,最后更加速了整个大陆的沦丧!甚至,狼狈撤退赴台之后,这一大批的万年国代、立监委员还盘踞权位,垂老不退,一心吃定了中华民国。有人说,如果国府舍弃这些荒时、破财、耗资、费力、制造分裂的难务,或则全力作战,或则尽力谋和,即令不能保全全部江山,至少也足以划江自守。
当然,也许有人说当年如不遵从孙先生行宪还政于民遗教,国府恐亦不免贻人以不民主之讥。但是,当时犹是全国陷于战乱分裂之局,连反对党的中共以及各民主党派都不主张召开国大,又有谁来讥笑国府保守落伍呢?这些个说法,也许反映当日许多人的想法,写在这里,不敢说是留做历史记录，就说它是闲话也罢,牢骚也好。

财政改革失败丢大陆
从上述这一件事来看,蒋先生对孔、宋贪污之事（低价套取88％的外汇），不仅是知道,而且是早已知晓。可是这桩糗事,蒋先生只希望把它压下来,不想把它闹大,如果因此而兴大狱,反而会把事情搞得不能收拾。国家的事,最怕的就是“师出无名”,如果放掉大奸大恶,而把正义之士惩处,恐怕是天理难容,事实上,这件套汇案的发展,正好悄悄转了方向,种下了宋子文在第二年四月下台的因子。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孔、宋虽在战前战后相继下台,但其徒子徒孙依然遍布财、经、政界。举一个例,两年后,国府发行金圆券,厉行财、经改革之际,蒋经国先生以“太子”之尊,亲往金融重镇的上海声言“打虎”,结果,虽然一度吓退了沪上闻人杜月笙,却又在“姨丈”、“舅父”和“表兄弟”(指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扬子公司即为其主持）手下栽了筋斗，铩羽而归,结果天下大乱,大陆也由之巨变。
国府为此失去大陆,诚属绝大不幸,不过不幸之中,也有点小幸。犹忆撤守大陆之前。美援不来,财源枯竭,包括蒋主席亲信的陈布雷先生在内,都曾建议蒋氏,谓他促请孔、宋捐输,以纾国难,结果,就在忠贞的陈先生遭受苛责,一死上报之余,护财重于救国的孔、宋两家吓得逃难赴美,把成亿的钱财全都搬到了新大陆。这样,他俩和他俩的后裔不屑赴台,也正好救了台湾和迁往台湾的国府。如果说这嗜财如命的贵戚稍有远见,预知台湾外汇存底迟早会超出美元千亿,他们又哪里会轻易放下这块肥肉。

审讯那天一早,周佛海从老虎桥监狱被一群法警押解向朝天官高院，囚车一转进到法院左邻的白下路,他便发现路上涌现一片人潮,一俟囚车转过朝天宫左边角门,宫前广场更已结集千计男女,最后,进入大门,映进眼帘的更是密集人海。
看路上院内群众对他不但并无敌意,而且表情大多和善,聪明如周，当已察觉这多半是当日的南京平民,也即是当年陷区百姓。于是当审讯告一段落,审判长循例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时,周某居然变调,改以悲天悯人语气发表了一段激情煽动的演说。
首先,他语带悲切地说,七七抗战开始未久,平津京沪穗汉各地即相继陷入日军之手,国军既捐弃国土撒手西走,留下一亿五千万哀哀无告的子民便只有赤手空拳地待人宰割……此语一出,庭内一片静寂,但庭外天井里以及大门外的广场上,渐次便有嘈杂议论之声。
周佛海是何等聪明的人,他一见上述言辞激起了反应,找对了倾诉的对象,马上便打铁趁热接了下去,改以狡辩方式,自我脸上贴金,继续以慷慨激昂语调陈述,大意约为:眼看着上亿同胞陷入水深火热险地,我们这批人不顾自己名誉,牺牲自己前途,赶回沦陷区来照顾他们、保护他们,给他们阻挡日军,做了一层缓冲,以减轻他们所受苦难……而今,国军回来了,我们却变成了万恶不赦的汉奸!
周某这番煽动性的供词还未说完,庭外即已爆发了一阵欢呼喝彩鼓掌之声。如果不是审判长反应灵敏,一发现情况有异,连忙转换了讯问话题,才及时阻断了周某激情式的发言,否则继续让他煸惑,受审的便不是被告,而是面对群众的法官了。

意外首位受死的（汉奸）缪斌
先说那个原不该死的倒霉鬼缪斌,这个二十四岁便在北伐东路军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少年得志人物,原是何应钦的亲信,国府定都南京不久,即出任位高权重的江苏省民政厅长,任内公开定价出卖县长,被他的无锡小同乡吴稚晖先生纠弹下台。闲居中,曾被何应钦派往日本担任联络工作,谁知抗敌开始,即为他的日军特工朋友拖下了水,参加日本御用组织的新民会和东亚联盟。及一九四O年十月汪逆组府,更出任伪立法院副院长。一九四五年三月,缪某自称接受重庆国府命令,赴日谋和,且曾与日本首相小矶国昭等进行谈判,终因日本陆海两相坚决反对未成。
及抗敌胜利,缪某自以为曾进行策反参加和谈,可保无事;事实上,一度也曾逍遥法外,过着清闲的寓公生活。不久,虽被捕押往南京,但仍接受充分招待,未料一天深夜,突被押往苏州候审。
为什么缪某遭遇,竟如此变幻莫测?据当日报章透露,是由于美军无意间在日本档案中翻出缪某不久前携往日本的所谓“和平条件”。原来,在当年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举行的开罗巨头会中,原有任何盟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谋和的决定。如果缪某真的是代表国府谋和,岂不是有违斯议。
于是,在美国询问下,国府乃以处决缪斌、作为否认议和的最有力表白,而缪某也就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在苏州受审,同月八日判死,五月二十一日执行。成为肃奸文上第一个明正典刑的汉奸。原来,国府对大小汉奸审理,早就有着量刑标准：伪“维新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后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汪伪政府最高头目,都判死刑。二、伪省长以处死刑为原则,伪部长为无期徒刑,伪次长为七至十五年徒刑,伪局长为三至五年徒刑。三、其他有涉嫌之处而被拘到庭者,原则上一概处以二年半徒刑。缪某原仅任伪立法院副院长闲职,胜利前又已“赋闲”在家。照例本不致死,但因牵涉盟国的违约嫌疑,因此被拿出来开刀祭旗,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吧。

堤决八年之后,日军投降,国府迅即复员,在战后重要施政中,导引黄河重归故道自始列为优先,先后动用中外专款亿计,而动员河工,亦达数十万人,就中工程重点即为原溃决处的花园口进行合龙,这也就是我当年访问薛部长时谈话的主题所在。
不久,花园口成功合龙,国府曾为此大事庆祝,当然,这是项有利国计民生的绝大工程,在治水福民之外,也还有着军事上的意义。原来,国军当局在胜利后一直视鲁省,特别是鲁西南集结的陈毅所部共军为心腹之患,亦不愿见原在晋冀一带的共军刘伯承部南下与陈部合流,为求有效应付,一箭双雕,乃加速进行河复故道工程,一面藉复归故道黄河阻断刘、陈两部联系,一面更想尽驱陈部于复道黄河、运河与淮河之间的三角地带,一鼓加以歼灭!相不到共军以机动见长,一见国府治河,便凭其灵活游击战术跳出圈外,不断扩大,及刘部强渡黄、淮,南下大别山区扎营,更与陈部连成一气。最后,国军自外线转入内线,孤守长线,备多力分,逐渐陷入被动;而共军则续采机动出击战法,到处围点打援,次第消耗国军战力,而渐占上风。
本来,河复故道在军事上不失为一条妙计,也似曾为国军创造上佳地利,但国军费了极大气力,最后却不曾把跑得太快的共军围住、隔开。

其时开封势已不保,蒋委员长不得已为下令于六月四日夜十二时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放水,想不到河堤出乎意料坚固,在两团士兵竟日挖掘、工兵协助以炸药爆破堤內石基的一致努力下,虽掘开缺口,但因缺口两边斜面过于急峻,遂致倾颓,水道依然阻塞不通。负责此事的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以上峰交相指责,乃另派兵一团,在赵口下流三十米处开掘,仍告失败。此时,开封已失,情势更急,最后乃另行选择在花园口开掘,改由新八师师长蒋在珍负责,于六月八日调来两团官兵,分在河堤两面同时动工,方才在九日午前九时掘通放水,而赵口决堤阻塞处,也被冲开,至此豫东、皖北泛区顿成泽国,进侵日军乃被阻于此,不仅辎重弹药损失甚大,且先头进至新郑附近,一度切断平汉铁路的第十四师团一个支队,更全遭消灭。本来,日军原是决定沿陇海线两侧同时西进。决堤乃使此一计划付诸“东流”。此后,不得沿江西犯,而国军也争取到重组防线的宝贵时间。
说来决堤之举,在军事上固然达成阻敌歼敌目的,但在偌大黄泛区却也造成民众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因此,国府当日为扭转视线,经由中央社发布新闻,指出决堤乃由日本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所致,行政院且在六月十二日召集有关机关,商讨救济云云。
但此举当时虽瞒过国内多数民众,部分外国记者赴现场察看之余,却也发现真相,如法国的《共和报》在就此事发表评论时,即曾以当年法王路易十四侵犯荷兰,荷兰被迫决堤自卫来相比喻,文内并说:”中国已准备放出黄河长江两条火龙,以制日军死命。”

说起抗战初在花园口的决堤和胜利后在同地的兴工合龙,都是民国史上的特等大事,约近七十年来,各方对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这都是国府在军事上所采取的阻敌与围敌的紧要措施，只不过阻敌是在阻挡日寇,而围敌则在包围共军。
而今,这两桩大事已再无机密可言,不妨在此追述,让大家了解当日真相。
先谈决堤,是当年国军对付日本侵略的“以水代兵”之策。在此之前，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台儿庄国军大捷,虽击败日军板垣、矶谷两精锐师团,但我军伤亡极为重大,且造成日军增援大举来犯。五月十九日国军自徐州突围后,日军更沿陇海线西进,同月二十六日即攻陷商丘,续分两路西犯,一路沿铁路线西向开封,另路则指向西南,攻陷睢县,直指太康。当时以程潜为首的
第一战区长官部认为,如国军不能确保自黄河南岸起、经郑州至许昌一线,不仅平汉铁路郑州、汉口段的运输联络将被敌遮断,而且敌人从此南进可以威胁武汉,西来亦可进逼洛阳、西安,甚至由西安进而略取汉中,窥伺我大后方的西南。为应付这种关系国家存亡情势,只有忍痛掘开黄河南堤,放水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一带。
其实,决堤之议其后虽由军方执行,但最早献策者则为原先主持导淮的陈果夫,早在同年四月上句,他便已致函蒋委员长,主张在河南武陟县境的沁河口决黄河北堤,引水北趋漳卫制敌。想不到其后敌锋转向黄河以南,因而决堤改为朝向南岸。

读者看龚老这部新问世的《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最好能和他在九九一年出版的《龚选舞回忆》以及一九九五年推出的《国共战争见闻录》(两书皆由时报出版)合读。这样会更具历史现场感,亦可透过龚老生动的笔触和翔实的叙述来了解那段惊心动魄的时代动乱。龚老不仅写活了历史,也使人听到孔尚任所哀叹的:“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
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