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里敏锐地看到了所谓的“文明”的一组征兆,并描绘出其中一桩有关的事情。他写道:“住在大城市中心的居民已经退化到野蛮状态中去了——就是说,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保存着的依赖他人的感觉逐渐被社会机制磨平了。”这种机器主义的每一点进展都排除掉某种行为和“情感的方式”。安逸把人们隔离开来,而在另一方面,它又使醉心于这种安逸的人们进一步机器化。

布莱希特以其史诗性戏剧同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代表的狭义的戏剧性戏剧分庭抗礼。因此,可以说,布莱希特创立了相应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理论,就像黎曼( Riemann)创立了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这种类比也许可以表明,这里涉及的不是正在探讨的各种舞台形式之间的竞争关系。黎曼排除了平行定理。在布莱希特的戏剧性理论中废除的正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卡塔西斯2,即清除由于对戏剧中主人公的激动人心的命运的共鸣而产生的效果。

小说不是因为为我们展现了别人的命运—而是可能是说教式地展现——而有意义,而是因为这陌生人的命运燃烧的火焰为我们提供了我们从自身的命运所从来汲取不到的热量。小说吸引读者的是借他所读到的一次死亡来温暖冷得发抖的生活的希望。

因为讲故事往往就是复述故事的艺术,而当故事不再能保存下来的时候,这一艺术便消失了。它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人们一边听故事一边纺线织布的情况不复存在了。一个人越是处于忘我的境界,他所听来的东西就越能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中。在一举一动都融入工作的节奏的时候听故事,脑子里就会自然而然形成复述故事的天赋。因此,就是这样的环境培养了讲故事的天赋。千百年前在最古老的手工生产的氛围中编织起来的讲故事的艺术到如今渐渐经散纬脱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新闻报道的价值无法超越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的那一刻。它只存在于那一刻;它完全屈服于那一刻,即刻向它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故事就不同了。它是耗不尽的。它保留集中起自己的力量,即便在漫长的时间之后还能释放出来。

这个过程的结果是讲故事艺术的衰落。它的最早的征候是近代之初小说的兴起。小说区别于故事(在狭义上区别于史诗)的是它对书本的严重依赖。只是随着印刷的发明,小说的传播才成为可能。能口口相传是史诗的财富,它迥异于小说的路数。小说不同于散文文学的所有其他形式—如童话、传说、甚至通俗小说——的是,它既不是来自口头传说,也不会汇入口头传说,这使它尤其不同于讲故事。讲故事的人所讲述的取自经验—亲身经验或别人转述的经验,他又使之成为听他的故事的人的经验。小说家把自己孤立于别人。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人—是不再能举几例自己所最关心的事情,告诉别人自己所经验的,自己得不到别人的忠告,也不能向别人提出忠告的孤独的个人。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其深度和广度不可量度地带向极致。小说源于生活的丰富性,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

许多人认为,坚持辩证思维的人喜欢细微之处。所以,布莱希特提出“简化思维”这一命题,是非常有用的。简化思维是辩证法的对立面,是它自身原本就包含,而且需要的。简化思维在辩证法思想中本来就有一席之地,因为他们唯一的功能就是把理论引入实践。他们是转向实践的指令( directives towards practice),而不是为了实践;当然,行为本身也可以像思想一样细致入微。但是,思想必须简略,才可能转化为行动。

从一幅借鉴了中国民间故事传统的图画——(画家)从(自己所画的)图画中消失,维森格伦德领悟了这种哲学的终极立场。自我就是“渐行渐远,而又被还原过程( process of reduction)所拽回来的东西”。这种走入图画又从其中消逝( Eingehen in)的过程不是救赎,而是慰藉——源于想象的慰藉,“通过想象的渠道,把神秘和历史天衣无缝地结合
在一起”。

“贫穷可以把每个男人变成记者,但不能把每个女人变成妓女。”在这个表述中,克劳斯暴露了他与新闻界论争的虚假根底。释放出这种无情斗争精神的与其说是那位慈善家、人与自然的开化的朋友,毋宁说是那位文学专家、艺术家和实际上可在波德莱尔作品中溯其祖先的纨绔子弟。只有波德莱尔才与克劳斯一样,恨透了健康的常识的贪婪,以及知识分子为了在新闻业找到栖身之所而与常识的妥协。新闻是对文学生活、对精神、对精灵的背叛。

舆论是私下的事。公众感兴趣的只是判断。它要么是一个判断的公众,要么就什么都不是。但是,新闻界生产公众舆论的目的恰恰是要使公众失去判断的能力,把某君不负责任的、孤陋寡闻的态度巧妙地塞入舆论之中。

凄惨不仅仅是人们不得不根据布料的大小来裁制他们的外衣,并且,在生活上尽力对付;当然,这些也是贫穷和凄惨的例证。即使是它的动因,比如,爱和酒精,有时候也会反叛。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坏到你一会儿都不能跟它在一起的地步。在这本书里,凄惨展现给我们的是其快乐的一面。它与你坐在同张餐桌旁,但却不打断你们的谈话。你调整一下心态,继续享受属于你的快乐。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新自然主义者拒绝承认的一个事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说书人来增加它的可信度。据说列宁比憎恨凄惨更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跟凄惨相安无事。

难道非意愿记忆,即普鲁斯特所说的 memoire involontaire,不是更接近遗忘而非通常所谓的回忆吗?在这种自发性的追思工作中,记忆就像经线,遗忘像纬线,难道这不是佩内罗普工作的对等物,而非相似物吗?在此,白日会拆散黑夜织好的东西,每天早上我们醒来,手中总是攥着些许经历过的生活的丝缕,哪怕它们往往是松散的、难以辨认的。这张生活的挂毯似乎是遗忘为我们编织的。然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目的的行为乃至有目的的回忆却将遗忘的网络和装饰拆得七零八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普鲁斯特把他的白昼变成了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