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明代皇帝及宗室穿用的礼服按照举行国家仪式的重要程度不同,大致分为冕服和皮弁冠服两种。冕服是在祭祀天地及宗庙等最重要的仪式时穿用的,皮弁冠服是皇帝接见朝贡使节、科举进士等次要的仪式时穿用的。明代以前,一般官员也可以穿着这些礼服,但明朝时,这些礼服就变成了皇帝及宗室专用的礼服。当然,即使同样是冕服、皮弁冠服,也有上下等级之分,皇帝、皇太子、亲王、郡王等宗室成员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礼服的样式也各有不同。
永乐帝独创之处就在于,开创将原本是宗室成员才能穿着的专用礼服授予周边诸国藩王的制度。这一制度旨在将亲王(皇帝之子)身份的冕服、郡王(皇帝之孙)身份的皮弁冠服赐予周边藩王,以此与藩王之间缔结一种父子或祖孙的“拟家族关系”。例如,赐给朝
鲜和日本国王的是冕服,赐予琉球、安南等地藩王的是皮弁冠服,将所有的臣属藩王都定位在家族秩序之中。正是永乐帝将华夷一家的理念在现实中具体化、可视化,而大明的朝贡体制也由此具有了理论根据。同时,这也意味着永乐帝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最终完成了自己多年来“一统华夷”的梦想。

明朝取代元朝之后,太祖朱元璋时期通过与周边国
家建立朝贡体制(君臣关系),首先将“君主华夷”的
观念体制化,实现了初步的华夷统合。但若要实现超越元代的元明革命,就需要有超越“君主华夷”的更高
层的新的政治理念。那就是在“华”与“夷”的天
下中,达到华夷统一的终极境地,即能够将“华”与
“夷”融合为一个大家族的“华夷一家”的理念。实际
上,明朝在继承了元代之时,就被赋予了实现华夷一家
的历史使命,而这一使命最终是由将超越忽必烈作为目标的永乐帝完成的。
永乐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仅限于提出“华夷
家”的政治理念,而是将这种理念付诸行动,在现实的国家政治中将其实现。永乐帝册封周边诸国潜王时,在赐予他们谐命(辞令书)、印章、历书的同时还赐给藩王专用服饰,并定为惯例。当然,明朝以前,中原王朝也有赏赐给藩王冠服的情况,但没有成为定例,朝服、常服、礼服等服装规格也不统一。而永乐帝赐予藩王的冠服则规定为大明皇帝及宗室成员在举行国家重要典礼、仪式时穿着的礼服。也就是说,永乐帝下赐的是宗室专用的礼服,可以看出他的心思缜密。

永乐帝如此执着于朝贡制度的理由何在呢?
原因之一当然是与周边各国缔结君臣关系,确立东亚国际秩序。洪武时期初步形成的国际秩序在建文年间废弛,永乐帝即位后谋求重建国际秩序。这也的确是新政权要面临的政治诉求。永乐帝即位后立即向周边各国派遣使者,积极促进各国来华朝贡,这些国家包括朝鲜、安南、日本、暹罗、爪哇、琉球、占城等国。永乐帝促进各国朝贡,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为了洗刷篡位的污名。因而,他觉得必须要树立起天子的形象。
越来越多的国家来华朝贡,成为蛮夷之国仰慕有德之君的证明。对永乐帝来说,四夷来朝是为自己正名的必要条件。这也是永乐帝执着于四夷来朝的最重要的原因。

明朝的军事制度实行的是以每卫5600人为单位的“卫所”作为其基层军事组织，全国各地设置卫所，各地卫所直属于各省都指挥使司，各省都指挥使司又隶属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即由皇帝——五军都督府（中央）——都指挥使司（地方）——卫所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指挥系统。都指挥使司的长官为都指挥使 他们只有持皇帝所颁发的“圣旨”，才能有权调动卫所军队。

明朝实行海禁之初,与宋元时期一样,都是通过市舶司推行民间海外贸易的。贸易商人只要在市舶司办理
正规手续,就可以自由出海贸易,而海外商人来华贸易
自大明创立后就从未断绝过。大明初期,海禁与市舶司贸易始终没有任何矛盾地并存着。因此,与宋元时期相比,明初的对外政策并不是很消极的。反而应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明朝向周边国家频繁派遣使者、促进朝贡等,充分重视对外政策。
从洪武元年到洪武二年,大明向高丽、安南、日本、占城、爪哇、西洋(印度东南沿岸各国)派遣使者,递交即位玺书,并继续向其他国家派遣使者。与对待蒙古、倭寇在军事上加强防御、在经济上设置市舶司贸易的政策不同,明朝对外谋求重建与周边诸国的政治秩序,重振国威。重新平衡元末以来混乱的国际关系确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这正是新王朝的责任。

结束元末乱局、登上帝位的朱元璋,当务之恩就是
要确立大明朝的政治基础。以朱元璋为起始的明初执政者为证明大明政权的正当化而极力推崇儒家思想,同时,又以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秩序为依据进一步稳固大明政治体制。其中,成为大明政治理论基础的当然就是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
具体而言,即依据基于天命思想的君一臣一民的政
治秩序来整肃大明社会的各阶层,依据出自华夷思想的与周边诸国的宗藩关系(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确立国际秩序。而朱元璋居于中心,作为统治者发挥作用,以他为轴心的中华与蛮夷共存的世界——久违的华夷秩序终于出现在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