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问题上,思想依然是华盛顿的,但是以汉密尔顿的语言写出来：
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
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欧洲有一些主要利益,这些利益与我们毫无或甚少有关系。因此欧洲必定卷入纠纷之中,这些纠纷之缘起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完全避免与外部世界建立永久联盟,是我们真正的政策……一个国家若希望得到另一个国家不带任何私利的帮助,这种想法愚蠢至极……期待或指望国与国之间存在真正的恩惠,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幻想,经验会弃之如敝屣,而自重之国应视若无物。

一方面,从华盛顿的角度来说,宪法创立的共和国创造了一个法治政府,一且经正当选举产生的代表们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就必须得到遵守。这就是为什么他采取如此坚决的行动去镇压“威士忌暴动”,为什么他希望《杰伊条约》一且被国会通过就必须执行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从杰斐逊的角度来说,所有抑制独立战争自由脉搏的法律和条约,都是不合法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对“威士忌暴动”的镇压是应当谴责的。难道这些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不是在抗议他们不同意的税收吗?至于《杰伊条约》,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接受作为大英帝国新殖民地的地位呢?不遵守和反抗不公正的法律条约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难道这不是美国人民应当遵从的更高级法律吗?难道不应当再次与那些值得信任的法国兄弟手挽手勇敢前进吗?在这种规则下,那些严格意义上不忠的、背叛性的政治行为,就成了唯一能够得到美国最神圣的独立战争原则支持的行为。

在1778年,当爱国宣传者热情地歌颂美国独立事业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时,华盛顿私下对一个朋友说,尽管道德确实是一个神奇且必要的术语,但它远不足以赢得这场战争。“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这样想,”他写道,“他们可以从古老的故事中,找到在道德影响下取得伟大成就的例证;但不论是谁,若将道德力量看作进行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斗的充分基础,最终都会发现自己被欺骗了……有时候道德可能足以促使人们去行动,去忍受许多困苦,去面对许多困苦;但是,若没有利益的驱动,道德是不会持久的。”

尽管这从来不是杰斐逊或麦迪逊的主观意图,但是国家首都孤立的地理位置和它完全是一座新城的特点,具有更深刻的政治意义。最初及随后的几十年之中,它不过是一片空旷土地面已。那些停下来询问如何去美国首都的早期观光客,经常因被告知他正站在首都的中心面感到惊诧。对联邦政府的侵蚀性权力感到恐惧的任何人,肯定会产生一种明显的踏实感:权力中心几乎是不为人所见的。或者,若像杰斐逊那样将城市视为国家的病痛,将农业价值观念看作美国的
主流美德,那么华盛顿(特区)似乎就是这个新生共和国完美的首都了。若政治权力的集中或者合并会触动人们的主神经,会让人们想起伦敦或巴黎的宫廷官员正在谋划剥夺普通公民权利的恐怖场景,那么美国首都就又一次成为针对这种恐惧感的视觉治疗术:它没有法院,没有走廊,更没有什么公共建筑。它象征权力分散的胜利,而不是权力合并的凯旋。

170年妥协的最显著之处是,它规避了一次当时许多
政治家都认为对新生共和国构成了威胁的政治危机。但是它也使推动这些政治家行动的各种关于美国未来的互不相容的设想,暴露于青天白日之下。就某种意义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现代新生国家中革命政权的暴力瓦解使人们对这个故事再熟悉不过了:团结一致地对付帝国主义敌人,消灭共同敌人之后,领导层就分化瓦解了,人们为建设新生国家提出的不同议程必定会相互竞争和排斥。历史已经证明,确保革命果实比获得革命胜利要艰难得多。在杰斐逊家晚餐桌上达成的协议可谓是政治和解的极致,而且它也暴露了使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袖们分成不同阵营的尖锐差异:忠于地区还是忠于国家,农业经济优先还是商业经济优先,秉持分散的社会理想还是统一的社会理想,建立一个无能的联邦政府还是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人们之间的妥协防止了这些冲突在联邦政府初生脆弱之时爆发,但是没有解决这些冲
突。这种妥协不过是赢得了时间,使辩论可以继续下去。

因此,后见之明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若
过于依赖它,就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偶然性是无所不在的,而且独立战争那一代人所面临的选择都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我们若没有后见之明的帮助,若丧失从当前位置全景式观察过去的能力,就会失去历史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重大优势——或许是唯一优势,进而像深嵌于时代中的历史事件参与者一样,陷入毫无章法的事件旋涡之中。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后见之明,它不会让我们对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武断地做出评价,同时也不假定我们所见证的是一个美洲强权的不可避免的诞生。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历史视角,这种视角既让我们关注当时微妙的可能性,又不至于让我们忽略各种历史事件的扩张性后果:局囿在彼时彼地的人们只能隐约地看到这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