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0年的和约承认了两个帝国和两个世界间的僵局。从这时起,横贯整个地中海、从伊斯坦布尔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对角线状的疆界固定了下来。两个竞争者都把目光转向其他方向。土耳其人与波斯作战,再一次去对抗匈牙利和多瑙河的挑战;菲利普二世则投入了大西洋的较量。吞并葡萄牙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西方,并颇具象征,地中海史诗年海浮一中决意义地将宫廷迁到里斯本,以面对一片更广阔的大海。他自己的勒班陀还没有到来——西班牙无敌舰队在不列颠海岸遭遇的海难,这次惨败也是由于西班牙人出航时间太晚的痼疾造成的。1580年之后的岁月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在地中海脱离了战斗,前者转向内部事务,后者则开始向外探索。
力量开始远离地中海。官僚机构过于集权化、坚信君权神授的土耳其人和哈布斯堡家族都无法理解这一点。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出发的新教徒水手们在积极进取的中产阶级资助下乘坐坚固的帆船,开始从新大陆获取财富。桨帆船称霸的地中海变成了一潭死水,被新的帝国霸业绕过。地图绘制师皮里雷斯的生与死象征着奥斯曼帝国彻底丧失了转向外界和探索世界的机遇。

现在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土耳其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开展大规模战争,而且它们势均力敌。在帝国时代,双方都能够以此前无法想象的规模开发資源、征收赋税和聚集物资。到16世纪中叶,权力已经集中到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规模庞大、精明强干的官僚机构以令人啧啧称奇的娴熟技艺管理着遥远省份的战争后勤工作。在地中海,比拼数字的巨大压力已经快要把较小的玩家压垮。在15世纪,威尼斯才是海上霸主;到1538年的普雷韦扎战役,威尼斯的舰队虽然已经扩张了五倍,仍然远远比不
上土耳其海军。舰队规模的扩大让空间变小了。过去地中海的海战都是局部性质的,现在却可以席卷整个地中海。在巴巴罗萨和多里亚之后的三十年间,西班牙和土耳其一直在盲目地搏斗。它们在马耳他造成了僵局。争夺世界中心的大决战还没有拉开帷幕。
在两个大国的阴影下求生存的威尼斯人非常谨慎。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之间逐渐缩小的边疆地带挣扎着。威尼斯仍然被贸易和战争的矛盾所困扰。它的地位非常暧昧模糊,处于两个世界之间晦暗不明的地带,既不是陆地国家,也不算海上强权,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在两个世界间充当中介,被双方当做双面间谍。威尼斯投入了首屈一指的资源去观察和琢磨“土耳其苏丹”,或者与他共谋。在威尼斯执政官宫殿下方迷宫般的走廊里,一个忙碌的幕僚一直在丝不苟地监视奧斯曼帝国的意图。威尼斯人就此写下了成千上万页的备忘录、报告和国际通报。与此同时,威尼斯共和国的外交官们不知疲倦地努力安抚凶残的邻居——谄媚、哄骗、向苏丹溜须拍马、贿赂苏丹的大臣们、提供信息和丰厚的礼物,并刺探情报。

16世纪60年代未期,新的全球化力量在发挥作用,给人们]的各种动机和意图带来了制衡。地中海是巨大的动荡地域的中心,只有从空间地域的角度才能够真正理解它內部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在也门、尼德兰、匈牙利和北非发生的事件错杂纠结,互相影响。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给菲利普二世施加的压力给予了北欧的新教革命一臂之力。新大陆也第一次对欧洲产生了影响。1564年,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的卡洛琳堡屠杀法国定居者之后,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更富有戏剧性的是,秘鲁波托西的银矿既在支持,也在破坏旧世界的经济。从16世纪40年代起,南美的金银被运过大西洋,给西班牙王室提供战争经费。西班牙国王因此能够建造船只、雇佣职业军队,开展规模空前的宏大战争。但财富的流入产生了一种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哈布斯堡家族所无法理解的,战争一直是代价昂贵的;在16世纪,战争的经济代价急剧增长。航海饼干——海战中的一项关键开支——的价格在六十年间增长了三倍。经营西班牙桨帆船舰队的费用也相应地增长了两倍。物价上涨蔓延到整个欧洲,也影响到了奥斯曼帝国。战争成了一种极端昂贵的游戏。“要想打仗,必须有三样东西,"特里武尔奇奥元帅在1499年颇有先见之明地评论道,“金钱,金钱,还是钱。”

在1566年,他（庇护五世）的任务的艰巨性是不言自明的。欧洲是强烈感情的漩涡,被不同的利益、帝国野心和宗教冲突撕扯得四分五裂。菲利普二世有十几件互相矛盾的事业需要关注:新大陆的殖民地、西班牙位于北非海岸的前哨基地的安全、国内针对残余穆斯林的圣战、土耳其人的威胁、与法国的互相猜忌、尼德兰新教徒的反叛余孽。这些事情先后吸引了高坐在马德里的阴郁官廷的天主教国王的注意力。他的帝国疆域分散,满是裂纹深处困境。只有不断从南美运送白银到西班牙的大帆船队才能维持西班牙的帝国霸业。尽管如此,财政方面仍然捉襟见肘。菲利普二世对地中海并无总体的战略计划,只能对成千上万的纷繁问题逐个做出反应。1566年,低地国家的不满情绪终于演变成公开的反叛,菲利普二世不得不让他最精锐的部队行军穿过一个高度紧张、满腹狐疑的欧洲。总的来讲,他在地中海没有力量采取行动。
法国人也不能更好地慰藉教皇。他们和土耳其人
还有盟约,而且法国国内爆发了宗教战争。1566年,法国南部的新教徒反叛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至于一贯自私自利的威尼斯人,没人信任他们。为了向土耳其人发起协调统一的回应,庇护五世至少需要将教皇国、威尼斯和西班牙三方的资源拧成一股势力。耗时五年,加上特殊事件作为契机,他的事业才最终成功

在炎热的7月,势均力敌的两支军队沿着比尔古和森格莱阿面向的陆地防线展开了一场激战。穆斯塔法戎马生涯中攻城拔寨的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拥有本领高强的工程师和奥斯曼帝国的雄厚的人力资源。坚韧而严厉的拉·瓦莱特对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对以少敌多的纵深防御战术了如指掌。这位老将知道,这是最后的决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最后决战,也是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骑士团的最后抵抗。穆斯塔法帕夏可以感觉到苏莱曼在注视他;伊斯坦布尔的楼台亭阁似乎近在咫尺。苏丹的皇旗在军营飘荡;苏莱曼的亲信侍从们不断将报告发送给苏丹。两军的统帅都不能承受失败;两人都准备好亲临火线,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两人之间的斗争既是精神意志的角逐,
也是军事技能的较量。

圣艾尔摩堡主要指挥官们的头颅被插在枪尖上,展示在整个港口前。然后穆斯塔法命令将一些骑土和一个马耳他教士的尸体——“有些残缺不全,有些没了头部,有些被开膛破肚”穿上了显眼的红白两色罩袍,钉在木制十字架上,对耶稣受难进行戏仿。随后尸体被丟到圣艾尔摩堡一角的海里,被潮水冲到了对岸的比尔古。土耳其人这样做是想恐吓比尔古居民,剥夺他们继续抵抗的斗志。但这暴行起到了相反的
效果。拉·瓦莱特决心不后退一步,绝不让敌人轻易得逞。他向城内居民发表了激荡人心的演说,禁止在公共场合表现出哀恸。他还命令将尸体厚葬。骑士团主保圣人圣约翰的瞻礼日礼拜照常举行。大团长计划即刻对敌人进行报复。所有土耳其俘虏都被押出地牢,在城墙上被全部处决。他还派遣一名信使到姆迪纳,通知那里的指挥官处死所有俘虏,但要缓慢地进行,一天杀一个,每天都要杀。当天晚些时候,圣安杰洛堡的大炮开始轰鸣。它们射出的不是炮弹而是人头,雨点般落向对岸的奥斯曼帝国营地。罗得岛那样充满骑士风度的停战不会再上演了。
据说,皮雅利走进了圣艾尔摩堡,目睹了横尸遍野的惨景,内心感到无比的憎恶。“为什么要如此残酷?"他向穆斯塔法问道。在这场战争的几十年中,这样的问题不时被大声说出,或在人们心头闪现,一次又一次在地中海世界回响。穆斯塔法回答说,这是苏丹的命令:必须杀死所有成年男子,不允许抓俘虏。他当即派船将捷报和缴获的战利品送往伊斯坦布尔。威尼斯人得知这个消息后,束手无策,只能以玩世不恭的心态在大街上举行了庆祝活动或许是官方策划了这个“群众自发的欢庆”,好让奥斯曼帝国的间谍们]以为,威尼斯共和国仍然是忠于苏丹的。
圣艾尔摩堡陷落的两个小时之后,图尔古特“饮下了烈士的琼浆玉液,将这个虚荣的世界永远遗忘”

在争夺小小的圣艾尔摩堡的一天天激战中,双方动用了火药时代正在演化中的各种武器。土耳其人肯定拥有,而且也使用了致命的弓箭手,但遭到猛轰的城堡周围回荡的爆炸声给人的感觉是,世界末日的大决战已经爆发了。在远距离上,这是一场狙击手和大炮的战斗;神枪手可以枪毙敌,铁炮弹能将人开膛破肚,但在争夺城墙的近距离战斗中,双方还使用了一系列巧妙的小型燃烧武器。基督徒拥有原始的手榴弹和火罐装的“希腊火"和成桶的沥青,以及可旋转的大炮和
焰喷射器重型火绳枪,它们能够发射鸽子蛋那么大的石弹和用来屠杀以密集队形冲锋的大群敌人的链弹。土耳其人则以牙还牙,使用了爆裂炸弹,它能向身着重甲的守军抛掷火焰。所有这些武器都很粗糙、还在实验阶段而且非常不稳定。使用这些武器的风险是很大的;关于这场攻防战的记述中经常有使用燃烧武器的人被自己炸死的片段:成桶的火药可能会爆炸;手榴弹在投出之前可能引爆周围的弹药;常常有人被己方的武器烧死或者烧残。但这些武器在起作用的时候,效果是毁灭性的。
在这个燃烧武器的试验场上,基督徒们决定试验一种新装置。6月10日,拉·瓦莱特送去了一些火圈,这种新武器据说是骑土拉蒙·福尔廷发明的。“这种武器包含箍桶用的铁圈,上面覆盖用来填塞船缝的粗麻屑,然后在滚烫的焦油大锅里浸透。然后再铺一层粗麻屑,再次放到焦油里浸泡。这个过程要重复多次,直到它们有人腿那么粗。”使用方法是将它们抛过胸墙,投向以密集队形冲锋的大队敌人。

拉·瓦莱特一天天向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发去十万火急的求援信,在信中再三强调马耳他的重大战略意义。一旦马耳他落入敌手,基督教欧洲将成为“一座没了三角堡的要塞”。欧洲君主们非常理解这个比
喻。自君土坦丁堡陷落以来,基督教帝王和教士们嘴上常常使用意大利要塞工程学的术语。他们将整个基督教地中海视为一个巨大的同心圆防御圈,圆心就是罗马城——上帝的堡垒,它不断遭到大批野蛮人的攻击。外围防御工事一个一个地坍塌了。1453年之后,威尼斯成了欧洲的外墙;土耳其人在仅仅五十年内就突破了这道防御。罗得岛是基督教世界的盾牌。这面盾牌如今也破碎了。随着战线的退缩,土耳其人一步步逼近了圆心。现在马耳他成了欧洲的三角堡。所有人——罗马城的教皇、高坐马德里宫廷的天主教国王、身处与马耳他一水之隔的西西里
岛的堂加西亚都理解它的意义——三角堡一旦陷落,要塞本身的未日就不远了。1565年5月底和6月初,对基督教世界防务的关注聚焦在一个点上。如果说欧洲的关键在于马耳他,马耳他的关键在于圣艾尔摩堡;而圣艾尔摩堡的生死存亡则取决于防护它薄弱侧翼的那个临时拼凑的三角堡。图尔古特像拉·瓦莱特一样,对此一清二楚。他决定采取行动。

喧闹的土耳其军队可能包括2.2万-2.4万名士兵,以及8000名负责支援的非战斗人员,但骑士团的史官总会远远夸大敌人的兵力。土耳其军队的核心是6000名近卫军,即苏丹自己的精锐部队,每人都配备奥斯曼长管火绳枪,欧洲人不熟悉这种枪,它填弹速度比较慢,但比欧洲火枪精确,是用来狙击敌人的,力量足以击穿中等重量的板甲。还有大队的乘骑步兵,他们是受到战利品诱惑的志愿兵、水手和冒险家。此外还有一支炮队,以及相应的支援人员:军械士、工程师、坑道工兵、旗手、木匠、伙夫,以及其他随军人员,其中显然包括希望购买基督徒奴隶的扰太商人。这些人来自奥斯曼帝国的五湖四海。其中包括来自埃及的火枪兵、来自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萨洛尼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骑兵。其中很多人是叛教者,改信伊斯兰教的希腊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在战斗中被俘后获得自由的前基督徒奴隶,或者被在伊斯兰大旗下作战的机遇所吸引的雇佣兵;有些人根本不是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是形形色色的信仰和动机的大熔炉。有些人是为了伊斯兰教而战,有些人则是被强迫参战,或者是为了发财致富

有人从圣安杰洛堡的城堞上观看敌人的舰队,也有人在桨帆船里腰杆笔直地翘首眺望。对他们来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刻。四十四年前相隔大半个世界和人的一生,拉瓦莱特曾经站在罗得岛的壁垒上,目睹这样的情景。曾和他一起在马耳他的一些年老的希腊人也能回忆起年轻的苏莱曼的入侵舰队在东升旭日中从亚洲海岸驶来的景象。穆斯塔法帕夏当年也曾在罗得岛上观看骑士团在一个冬日的清晨起航离去。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争夺地中海的战线一直在向西推进,现在已经到达了大海的中央。在这个明媚五月的清晨,轻轻颠簸的桨帆船内的戴头巾的武士们凝视着马耳他港口的石灰岩高地。身穿钢甲和红色罩袍的骑士们也注视着敌人。这是漫长战争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瞬间,就像每年吹动船只航行的有规律的季风一样,富有生命力而不可避免。
按照当时的标准,这场战役的筹划者和指挥官们都是惊人地年迈。马耳他攻防战汇聚了整整一代帝王、海军统帅和将领的作战经验,这些经验是在几百次航行、劫掠和战役中慢慢积累起来的。苏莱曼、拉瓦莱特、堂加西亚和穆斯塔法帕夏都已经七十多岁;正准备从的黎波里起航的图尔古特据说已经八十岁。他们的人生都可以上溯到15世纪。似乎整个无踪迹可循的大海上的所有的航海和作战经验都汇聚到了一个地点。这幕大戏的主角们的命运就像航船在水中拖出的航迹一样,交错混杂;他们都有着胜利与失败、被俘和赎回的共同经验。拉瓦莱特和图尔古特曾经见过面,当时图尔古特被安德烈亚·多里亚的侄子俘虏,正在基督徒的桨帆船上划桨,等待赎金。在杰尔巴岛春风得意的皮雅利将在此与当年的手下败将——西班牙指挥官堂阿尔瓦罗德·桑德决一雌雄。尤其对图尔古特来言,马耳他是一个命运汇聚的地方。他曾经七次劫掠这个岛屿,他的兄弟就在戈佐岛上战死。由于未能从当地指挥官那里索回兄弟的遗体,大发雷霆的图尔古特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将全岛居民都
卖为奴隶。曾有一个算命的人告诉图尔古特,他将死在马耳他岛上。

在整个地中海世界,恐慌情绪如野火般不胫而走。所有人都理解马耳他的重要性,如果敌人的目标真的是马耳他的话。外交官之间的交流回荡着压倒一切的危机感,但欧洲仍然是老样子:四分五裂、互相猜忌在1565年,基督教国家联合一致抗敌的希望就像1521年在罗得岛和1537年在普雷韦扎一样渺茫。教皇庇护四世高声疾呼,号召各国组成个新的神圣联盟,对抗异教徒,但得到的回应让他大失所望。他向菲利普二世馈赠了大笔金钱,让他建造桨帆船,但对方没有什么积极反应。
菲利普二世虽然天性优柔寡断,但并非无所事事。西班牙人在杰尔巴岛惨败后,一直在努力重建自己的舰队。1564年10月,菲利普二世任命他的海军司令堂加西亚德托莱多为西西里总督。于是整个地中海中部和马耳他岛的防御成了堂加西亚的职责。他“秉性严肃,具有卓越的判断力和丰富的经验”，对战略局势有着准确的理解,但被无法克服的困难掣肘。他缺少奧斯曼帝国那样的资源协调能力,也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西班牙舰队是四支分舰队——分别属于那不勒斯、西班牙、西西里和热那亚——的联合体,部分力量还要依赖像多里亚那样的私营桨帆船船主。将所有这些部队及其全部桨手、士兵、弹药和给养集结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庞大任务
问况同时还要保护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免受海盗的肆意袭击。土耳其人是在风平浪静的海域航行的,而集结中的西班牙舰队却要忍耐地中海西部的更为棘手的大风。到1565年6月,马耳他已经被攻打一个月之久,堂加西亚还是只能集合25艘桨帆船;土耳其人则派来了165艘。菲利普二世的海军司令不得不小心谨慎。如果他的羽翼未丰的舰队被歼灭,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但他也开始在西西里集结兵力和资源,为抵御奥斯曼帝国的进攻早做准备。

不知是因为多年“虚假战争”的影响几乎每年春天都有消息称奧斯曼舰队将大举西进——还是因为穆斯林军队的目标也许是拉格莱塔,还是因为骑士团缺乏资金,或是因为拉·瓦莱特个人的优柔寡断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马耳他几乎所有的防御措施都做得太晚了。

在16世纪50年代,形势越来越明朗,查理五世在一步一步地输掉这场战争。德意志和低地国家新教徒造成的麻烦、无休止的对法战争、甚至美洲的金银也无法解决的债务问题——这一切都困扰着皇帝。他忙于维持整个帝国,无心去长时间关注地中海局势。与苏莱曼的断断续续的停战也无助于大局。奧斯曼舰队不出动的时候,还有马格里布的海盗在放肆。海盗们不断洗劫意大利、西西里、巴利阿里群岛和
西班牙的海岸,几乎不受任何阻挡。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口下降对意大利南部影响特别大。有时当地的总督不得不命令将某一海岸地区的居民全部撤走,以免他们被奥斯曼帝国掳走,就像1566年的亚得里亚海岸那样。但海盜还是蹂躏了500平方英里的乡村。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的海上贸易不时地处于瘫痪的边缘。西班牙的地中海帝国的整个结构似乎都受到了这次无情劫掠的威胁。
到16世纪50年代初,查理五世已经是个心力交瘁的老
人,被整个帝国的重担压垮了。他极富责任感,对基督教世界的大小政务事必躬亲,积劳成疾,以至精神崩溃。他身患痛风病,财务完全被德意志银行家控制,他执拗地在一个个人的、微小的世界里寻求秩序。“他常常一连几天沉浸在忧郁中。1556年,他将西班牙王位禅让给了川千菲利善一世，同时，他将神圣罗马帝国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斐迪南，史称斐迪南一世。的较量。
1547年,苏莱曼与查理五世及其弟斐迪南签署了一项停战协议。斐迪南同意年年纳贡,以保住自己的匈牙利领地。在苏莱曼看来,斐迪南已经成了一个附庸,而协议文本中将查理五世仅称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查理五世亲自在协议上签了字。苏莱曼自视高不可攀,不肯亲自与异教徒打交道,于是按照惯例让一名官员在协议上加上了皇家花押字。对苏丹来说,协议中的头衔、条件和行文都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从此,他自命为“罗马人的皇帝”——恺撒。

乍一看,普雷韦扎战役的军事后果无足轻重,但它在政
治和心理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它证明,只有一支团结一致的基督教舰队才能与拥有海量资源的土耳其人匹敌。1538年,对基督教世界来说,任何协调统一的反对土耳其人的海上军事行动都是空中楼阁。神圣联盟土崩瓦解:1540年,威尼斯人与苏丹签订了一项丧权辱国的和约。他们支付了一大笔赎金,并被迫承认被巴巴罗萨夺去的所有领土归苏丹所有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了土耳其的附庸,尽管没有人使用这个词。整个地中海经验最丰富的海军大国威尼斯在随后的二十五年中没有再参加任何海战,直到对多里亚家族的猜忌促使他们再次扬帆起航。普雷韦扎战役为奥斯曼帝国统治地中海打开了大门。威尼斯人从这场战役中唯一得到的成果,就是大帆船的优良战斗力得到了实战考验。他们认识到了大型浮动炮台的价值,将在未来学以致用。
查理五世本人再次做了一次努力,试图打破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西部的霸权。他记起了在突尼斯的胜利,于是决定向阿尔及尔发起一次类似的行动。1541年夏季,苏莱曼在匈牙利,而巴巴罗萨在多瑙河上作战。这是发起进攻的一个绝佳机遇。
这次冒险的结局是灾难性的。损失了140艘帆船、15艘桨帆船、8000名士兵相300名西班牙贵族。大海令他丢尽了脸面。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货物过剩,以至于在1541年,每个基督徒奴隶只卖相当于一头洋葱的价钱。
查理五世看待这起灾难倒是非常冷静和理智。“我们必须感谢上帝,”他在给弟弟斐迪南的信中写道,“并希望在这次灾难之后,他将善待我们,赐给我们真正的好运而且他不肯接受必然的结论一他出航的时间太晚。关于骤然兴起的暴风,他写道:“没人能够预先猜到它。选择最佳时机比尽早行动更关键。只有上帝知道何时是最佳时机、任何熟悉马格里布海岸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话。查理五世此后再没有出海远征过。次年,他前往尼德兰,去处理新教徒起义的棘手问题和一场新的对法战争。

在拉格莱塔发现的法国炮弹对查理五世来说是个凶兆。1536年,他又开始了一场针对法国瓦卢瓦王朝的国王弗郎索瓦一世的全面战争。对四分五裂的欧洲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天主教国王用来与法国和新教徒作战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要大于对抗苏莱曼的消耗。哈布斯堡家族在人们心中的强大形象令基督教世界恐惧,而不是将后者团结起来。于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苏莱曼得以巧妙地影响地中海的力量平衡。法国人多年来一直与奥斯曼帝国眉来眼去,寻求与后者结盟,要么是直接通过秘密的使节,要么是以巴巴罗萨兄弟为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