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89年前后,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人们曾经深恶痛绝,同时自己的生活又深植于其中的世界观解体,长期承袭的生活方式被迫重置。《回访历史》是伊娃·霍夫曼在东欧游历的记录。她在1989年返回故乡,见证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正在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如何“创造他们的历史”。借由与当地各阶层民众的谈话,以及对所见所感的忠实记录,本书呈现了当时东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方
面的转变。
在霍夫曼游历的国家里,改变几乎是大家共同的渴望,而除了罗马尼亚外,改变都是在全面非暴力且几乎没有遭遇统治力量丝毫反抗的情况下完成的。随着历史改变的推演,这是最佳状况的剧本,是披着柔软光滑外衣的革命。然而发生在那里的更深层的转化,其实是更戏剧化,也经常是没有方向的。人们一方面欣喜地拥抱自由,同时也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心怀忐忑,对价值多样化的转向谨慎怀疑。本书追本溯源又谨慎地探究这一切改变,将历史背景融入个人的文化观察,
让读者由此窥探东欧各国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

确实,如今东欧人所面对的挑战之一,也是能够理解他们的人所面对的挑战之一,是调整分类、滤镜,甚至是情感,透过那些来了解他们的经验,以跟上变动中的经验本身。但是后来者也可能有某些优势。格特鲁德·斯坦因( Gertrude Stein)·就曾经说美国是这世上最古老的国家,因为论进入现代化,它是第一个,而东欧有可能是某种东西的先锋:是与我们还未信服的某种方式不同的“第三种方式”。就像现实当中的所有实验,那雄伟、复杂的东欧经验既已成定论,也是全然流动的。它的结果只能随着时间渐次呈现也可能——或许是幸运的——永远都不会有最后的论定。

在乌托邦埋想的缺席中,在他们自称的自由规范和保守拉扯力量的混合里,这些更温和的东欧社会正在仿效我们这当代的“正常”世界,而且刚好在一个我们的社会安排的缺点也变得明显的时间点归队。在我们这边,持续把东欧当成我们投射的一个屏幕来观察的
诱惑依然强大,那里依然是个广阔的区域,也可视为道德的荒野保留地,应能幸免于西方更深的腐败。铁幕已经升起,可是想象的帘幕得花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升起,而如果我们因此而倾向于对冷战的怀旧,或是为东欧人最终变得和我们太相似而暗自失望,我都不会
惊讶。不过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认为东欧应该不算是个投影,而是倒过来,是一种自我反射。只要它不断尝试,想要变得更像我们东欧在某种意义而言,就是对我们立场的检验。那里的社会目前是个实验室,里面的一切都被从碎片中重新定义,而且是在我们世界的语境下、以我们的术语来重新定义。因此,他们等于是在间接地挑战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还有我们想要世界包含什么;其中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又是该被指责的;什么是我们会建议我们友善以待的人采纳的,什么又是该丢弃的。我们真的要建议某些人希望东欧人采纳的纯粹的唯物主义吗?又或者,对于这个问题,纯粹的非唯物主义?对我来说,变化所带来的一个潜在的振奋人心的影响,是它们显然搅动了经常让人郁闷的过时分类,那层我们在社会辩论中习惯用来自我定位的分类。

在纽约街头,次兰语是此间七种左右的常用语之一。他们来了,东欧人来了,近距离地观察我们,如同我们现在可以观察他们一样。世界彻底变得流动,而且互相渗透,不过也变得更加分离。或许正是互相渗透才产生了分离的需求,在让路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混杂现实前,那零散、反复在东欧某些地区上演的超大国主义,可能是民族身份的最后象征。
那些事实依然在东欧存在,在变迁流动中上演。在我旅游过后,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两个国家,波兰议会通过了一个倒退的反堕胎法案,匈牙利反犹太人的余烬继续搅动着。与此同时,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大部分地区的基本经济趋势无疑是向上的,失业状况也没有预期中的那么普遍;而即便是罗马尼亚——那里的矿工又被政府召唤去帮忙——也不见戏剧性的对民主的滥用。在我走访的大部分国家,社会安全结构—像是免费教育和免费健康医疗等——姑且不论质量,也都还在。换句话说,消息是比希望的更好,也比害怕的更坏。在最初的欢欣鼓舞之后,东欧人本身即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处境的限制:社会改变,还有经考验证明可信的社会体系的有限性。这些限制也源于他们国家的经济崩溃,源于无法光靠好意就摧毁或者重建的物质世界的艰困。如果改变某种程度上是复古的革命,那
它们同时也是怀疑的革命,是去除了天启希望的革命。

这都是缓慢、戏剧化、难以捉摸和史无前例的变化中,最简单的本质。而在种种可能的变量,包括遗憾、怀旧、苦涩、报复、执着的记忆和自我欺骗的遗忘等等当中,达维多夫·阿森找到了一种衔接过去
和现在的方式,似乎是真正自由的,也是真正解放的。
我问他,他过去的经验是否有助于应对今日的种种。
啊,我对过去没有一点遗憾,”他回答,“因为其一,这是政治和人性方面一次鲜活的体验。但这让我想起尼采,”他继续说道,“尼采曾说:“那是生命吗?是真正的生命吗?那就开始吧!’所以我也这样说,”他以此作为总结,两眼闪闪发光,“我说,就让这一切开始吧!”

其后,阿森令人困惑地简短描绘了他本人意识形态的曲折之旅从一个成长于莫斯科的年轻先锋,变成正统的神学士——即便他是犹太人，然后成为修正主义马克思信徒,最终成为一个怀疑论者,在组织内部进行反组织斗争。
现在呢?“啊!现在更难了,”他承认,“现在有了真正的选择权。以前,你甚至无法选择成为英雄还是牺牲者。像我认识一个人他写的东西让他惹上很大的麻烦—他曾经一度成为英雄,但后来被党召回并得到晋升,结果却成为一个越来越可怕的人。”
“不过并非无法控制。极权主义是整体性的,所以才叫作极权主义,在内部没有办法拨弄它,你得跟它共存共荣。”

那个晚上,我们小团体中一个为当地报纸撰稿的记者宣称想要采访我。顿时,我们的世界变成一种交互采访的莫比乌斯带,访问者和被访间者的角色不断转换,无缝对接。那位记者主要想知道我对他的国家有什么看法,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无可避免地聊到了东欧反犹主义的话题。那位记者说他无法理解,比如波兰为什么会有反犹主义,“明明那里有那么多犹太人”。
这是一种独特的保加利亚观点,因为保加利亚似乎是在反犹主义上难得清白的一个国家。保加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保全,是那段黑暗时期一项几乎被埋没的伟大事迹。因为站在德国这方加入的战争,因此保加利亚政府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被要求将住在国内的二十万犹太人驱逐出境,但保加利亚当局力抗这个压力。鲍里斯国王( King boris)将许多索非亚的犹太人迁移到乡间比较安全的地区;议会中亦有对德国要求的抗议;保加利亚东正教主教甚至热切地宣称,如果他们国内驱逐犹太人的火车开动,他个
人将在第一节车厢前卧轨抗议。结果,几乎所有保加利亚的犹太人都得救了。

终于,身穿华丽袍子的神父进来了,系着一条绣有金色花纹的蓝色缎带,身后跟着等待的群众。小小的空间马上充满了欢乐的嘈杂声。婴儿们哭泣,母亲们满面笑容。受洗仪式的确简单迅速,有如在文件上盖章一样。每名婴儿用水瓷三次,在额头上比个十字架标志,然后立刻用守候的家属带来的毛巾包好。有两个青年男孩和两个成年男子也以同样的仪式受洗。“共产党”,德米安愤恨地低语。最近这些前朝权贵分子纷纷受洗,表示他们只是平民百姓。不管是不是党员,那两个男子和男孩都笑咧了嘴,对于背上被滴上几滴水似乎很开心。接着,大家手牵手,围成圆圈行进,神父相当敷衍地比着祝福的姿势,然后大家散开,谈笑声四起。在这间小教堂中,没有什么神圣的氛围,动作利落的神父和不耐烦的执事尤其如此。不过,尽管新近流行信教,但据我了解,保加利亚人整体而言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世俗民族,依附于他们所能见到、碰触到、感觉到的一切,而非现实世界之外的信仰。我知道有人对此颇感惋惜,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教会和强烈的宗教情感,比如像波兰那样,是对付共产主义最好的解药。不过保加利亚这种脚踏实地的经验主义,应该跟我在此间所感受到的健全的人格有关,人们不会受制于自我意识、自我扭曲和自我怀疑。娜迪亚曾研究过孤独的主题,那天稍后我问她保加利亚公认的社会病态是什么。呃,孤独是其中之一。然后,她想了一下,回答我:抽烟。总体而言,这似乎是一种颇为田园牧歌式的状态。

这些迫害所造成的伤害,是保加利亚反对势力得以形成的土壤。自从政局变革后,有二十万以上的土耳其人再度回归,现在他们的命运至少在法律上已经获得改善,虽然许多人回来后才发现自己的家园和工作早已消失。和我讨论的那名议员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土耳其人的待遇,并确保他们的权利获得了恰当的尊重。
那位议员以悲伤的口气讨论这个痛苦的话题,对受害者抱持同情的态度。因此几天后,当我听说这名议员当年竟是迫害土耳其人的积极分子时,简直难以置信。原本认定的事实竟突然被推翻,让我有点混乱。这种心境东欧人必定经历过好几千次,甚至时到今日
也依然如此。这种震惊,不但因为发现一个表面极有道德操守的人竟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也因为发现自己竞然遭到本身感知能力的全然背叛。知道自己竞可如此被感动、如此彻底地受到欺骗感觉实在恶劣至极,因为这足以撼动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信赖。我终于领悟为什么政治上的诚信会成为如此受到强调的操守,当然能否付诸实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不确定这种谨慎的态度是有道理的,还是出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偏执,不过这位议员绅土的举止、柔和的声音以及对土耳其人的同情态度,全让我深受感动。保加利亚境内土耳其人的命运,似乎注定要么扮演残暴的压迫者,要么成为受到残暴对待的被压迫者。当保加利亚从“土耳其枷锁”中挣得自由后,有些土耳其人决定留下来,普遍来说是最贫穷和最没有受过教育的一群人,多半务农为生的他们毕竟已经在此繁衍数代了。但是一般人对他们的反感可谓根深蒂固。最近一轮对土耳其人展开的迫害行动是在1985年,为其助燃的与其说是民众的偏见,不如说是当权者对民族意识所存的敌意。士耳其人在某种程度上仍维持着他们的独立性,因此这些土耳其人会受到惩罚。迫害的方式相当怪异,在心理上却颇为无情,
即要求土耳其人改用保加利亚的姓名。有谓姓名代表了人的本质,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土耳其人宁愿挨打、人监服刑或被放逐,也不愿做出这种自我背叛的行为。有些人被迫臣服后,却因为丧失自我过于沉痛,最后仍不幸地选择了自杀。还有超过三十万的土耳其人索性逃到了土耳其,面对不可知的命运。

圣索非亚教堂如今依旧屹立于市中心,以毫不矫饰的娴雅展现着古典气质。教堂附近有些打扮新潮的年轻人正有模有样地表演披头士的歌曲,如孔雀般色彩绚丽的吉卜赛人则提议说要帮你算命。入口旁边有人正在发放免费食物,人们安静地列队领取。在宽大的教堂内部,没有贩卖风景明信片的小店,没有细述教堂历史的海报也没有其他标示展现教堂的重要性与历史价值。灰暗的石砖上不见任何美化的装饰,没有雕像,也没有高柱或任何神圣的小摆设,有的只是比例完美的低矮圆顶、罗马式拱门和三座中殿,营造出简单具有智慧的效果。这个教堂内部似乎在说,我们需要的只是这些这种空灵和完美已经足够。圆顶下方的圆形大厅浸没在舒适的幽暗光线中;鸽子径行飞人,在破旧的地毯上摇摆踱步;人们随兴进出教堂,短暂停留,静思默祷。

“你知道,”他继续说,“我想到一个罗马尼亚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对老夫妻没有孩子,他们一直祈祷能有个孩子。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当然,那孩子很神奇,三个月就长到像其他孩子一岁那么大。不过很快地,那个孩子就离开了。我想这个故事有两个意义:生命都有自己的命运,以及万物都各有其自由。”
的确,自由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已,在听约努获述说间,我不禁震惊于人性的神秘,竟能孕育出自由。他的好奇、他对更广阔视野的需求,都是无法从孕育他的环境获得解释的。偶尔,人的个人特质会超越几乎任何条件的限制,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表达的路径。或许对于变革最根本的希望,是期待那些改变终能创造出足够的空间,让那些道路通畅无阻吧。

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他（帕维尔，坚定的共产党员）继续说下去,“是想告诉你,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已经加入,面是因为后
来我还继续参与其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他继续叙述,表情间仍流露出饱受折磨的痕迹,“要承认你曾经奉献的一切,你生命的本质和核心是一项错误,有多么困难。”
当然,我可以想象犯错后的沮丧,但这远是一种锥心之痛,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用“没有关系,不要紧”来安慰他,毕竟他所牵涉的情况太恐怖,他所参与的共谋也太沉重。然而,在听他述说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已经完成了一项值得称颂的大事。通过与自己心中的天使和魔鬼搏斗,他把自己生命中的可怕事迹转化为觉悟和良知,亦即一种将来会有助于我们思考的经验,进而转化为一段有用的历史。

从外部获得的对一个地方的感受,经常有别于内部人的观感，这点在罗马尼亚表现得特别明显。只要我仍抱持一向的思考体系或我的“标准”,或维持一个敏锐观察者所需的距离,这里的生活简直就没法过。但是几天后,也许是因为别无选择吧,我渐渐屈服于一种消极接纳的机制,放松自己,浸淫于周遭含混和倦息的气氛中。而一旦这么做了,某种有趣的改变就发生了:所有似乎无法忍受的情况都开始变得足以忍受了。我陷入一种无拘无束的奇特情绪,仿佛平常想要好好表现的压力,或内心努力的渴望——即便不知道
为了什么目标而努力,全都戛然而止。反正任何努力、伪装和矫揉造作,或在布加勒斯特紧闭双唇、摆出勇敢的模样都毫无意义,不如于脆放松心情。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我失去了对事物做判断的感觉;但也开始理解,这里的人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了。

“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捷克人”,这些名词被一遍遍提及,起初代表着确实的存在,但后来相反的,它们似乎成了某种讽喻的形象,跛行在抽象、疲惫的心灵领域。在当今这个从波兰到匈牙利的时间还来不及看完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斯洛伐克的大部分计算机都和IBM的产品兼容的世界里,这些指称又有什么意义?但问题是,这些称呼背后或里面包含了太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