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岸乡稍稍地放缓了脚步,以便多看几眼他。萧条异代不同时,有幸和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同顶过一片蓝天,同呼吸过一片空气,他因此而感到荣幸。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伟大的,他思想的力量和性格的力量驱使千百万人为他们所信仰的真理去牺牲,去前仆后继,他明明白白地指出前面是死亡,但是,千百万人唱着豪迈的进行曲,像宗教徒一样面不改色地向死亡走去。他相信他所信仰的是真理,他用六位亲人的牺牲来证明他对信仰的坚定不移。他的意志像花岗岩那样坚硬——记得马克思的父亲也曾经惊奇地发现儿子的头脑中有一种花岗岩般坚硬的东西。他的感召力又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不只同时代的人臣服在他的脚下,就是在他之后成长的青年一代,也被他迷住了,被他的魅力征服了。他们以困惑不解的目光看着这一二十世纪现象,他们不明白他作为政治家的同时为什么竟又是天才的诗人和书法家,上帝为什么多给了他那么多。

历史是一个链条一个链条地连接的,从遥远的年代按部就班地连接到今天。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你都无法将毛泽东时代从进程链条上取掉,你都无法将毛泽东本人从进程链条上取掉。他在中国的最招人眼目的一块地皮上建起自己的陵墓,而他的卑微的父母的陵墓则是建在中国的最不显眼的一个角落,他生前是强人,他死后仍是强人,从农民的眼光看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了,而用新潮艺术家的说法,他实现了人生价值,他在为全体人类利益的奋斗中同时也实现了自己。

这时候他记起了一个叫《米豪生奇遇记》的二三流读物。书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是一个猎人在林中打猎,遇见了一只梅花鹿,这时候猎人的子弹已经没有了,于是他从地上拣起一枚樱桃核,装进枪膛里,射了出去。樱桃核准确无误地打进了梅花鹿双角中间的脑门上。鹿跑了,几年以后,猎人在森林里重新遇见了这只鹿。他发现鹿的双角之间,长了一棵樱桃树。猎人伸出手,去摘那树上的樱桃,他发现这樱桃很好吃,有樱桃的味道,也有鹿肉的味道。

杨岸乡的满身的伤疤和箭镞其实就是他的樱桃树。是在年复一年的岁月中被生活之箭射中的。他拖着它们,在这个世界步履蹒跚地行走,他在体内,成年累月地、有耐心地培养着它们,用自己的血和泪年复一年浇灌着它们,终于使它们成为一棵一棵美丽的樱桃树。

如今,樱桃成熟了,它们有的苦涩,有的甜蜜,有的平凡,有的奇异,它们本身有樱桃的味道,也有杨岸乡的浓烈的个人色彩,这是杨岸乡的身体结出的思想的果实啊!呵,收获时节!他把它们摘下来,献给人类,这个人类包括那些曾经射击过他的猎手们。他在奉献的时候,热泪盈眶地说:感谢了,生活!

这样,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问世了,散文集的名字就叫《樱桃树》。

这是一本深刻而机智的书一一思想的深刻和语言的机智,仿佛是思想家用竖琴弹奏出的袖珍的思考,又仿佛文学之树结出的一枝哲理之花。它表现的无疑是生活,但又不是普通意义的生活,而是变形了的、升华了的、熔炼了的、赋予某种命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今流行的大部分的出版物,充其量不过是一堆生活原材料的堆积,或者仅仅是猴子变成了人,但是尾巴还没有蜕掉的半成品而已。

他有许多话要对人说,他有许多话要对世界说,他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思考慷慨地献给人类。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见了人类生存的艰难,他的阅历使他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在人类的庄严的充满悲剧意义的行程中,人们因为痛苦而思想,因为思想而痛苦。越过国度,他将目光投入到世界的领域里,他发现人类尴尬的处境遍布每一个角落,他听见弱者在哭泣,他看见良心在堕落,他感觉到恶行在四处肆无忌惮地行走。

第二天一早,杨岸乡回到了交口河。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一封申诉书,要求有关部门调查和重新审理杨作新一案。从此,他开始了自己马拉松式的告状活动。当第三封申诉书仍然杳无音讯的时候,他开始启程前往肤施城,一次又一次叩击“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大门。第一次叩击大约还有点胆怯、怯生和害羞,第二次则变得踏实和理直气壮,第三次,则带有一种挑战或者挑衅的性质了—我不找你找谁?你不管这些事要你这个机构干什么?
那年月,负责这个办公室的,一定是个面目和善、处世老到的老同志,然后再配上几个年轻人。他们以细致、耐心和深思熟虑,处理着那些仿佛永远也处理不完的积案。他们在处理这些积案时既要做到基本的公允,又要有个限度,既要贯彻上级的政策,又不至于能犯当年造成这些积案的、如今还在台上的当事人。他们懂得掌握火候,哪些事应当到底做出成绩,哪些事应当半推半就,查查停停,哪些事应当装聋卖哑,置之不理。他们一般说来都是些有政策水平的人、作风正派的人和敢于负责的人,起码,在大部分问题的处理中,能做到这一点。

以婚姻为最终目的的情爱,是以适度的放纵、适度的谨慎、适度的理智为推进手的,以需要和愉悦为目的的情爱,是以为恶的念头和放纵的欲望为推进手段的。

如果还需要稍作补充的话,那就是刘志丹及其属下在那次所谓的肃反斗争中,所受到的迫害较之斯诺先生所说,更为严重。陕北红军中团以上干部,几乎全被活埋,刘志丹和一些高级将领,则被关在瓦窑堡,已经挖好了大坑,准备埋他,多亏毛泽东周恩来派人及时赶到,高喊一声“刀下留人”。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说那些机会主义者派人送来了逮捕刘志丹的命令,送信的人不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结果把信送到了刘志丹手里。忠诚的刘志丹看完信后,自动让人把自己绑在马上,前往瓦窑堡。如果说,事情发展到“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的程度时就足以使人觉得既可笑又奇怪,那么,如果事实本身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的话,则更是令人对刘志丹将军的做法困感不解了。然而,这个事情的本身,却也显示了刘志丹将军的高贵气质和对革命的愚忠般的虔诚。在这个二十世纪的陕北人物身上,凝聚了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的许多特征。

杨蛾子见毕事了,走过来,为哥哥拍拍膝盖上的土。和杨作新的沉重的心情相反,她的态度竟是出奇地平静,宛如母亲对待这件事时的态度一样。时过境迁以后,杨作新时常想到这一点,他认为,是乡下人淡泊惯了,因此对于这生生死死,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死,也麻木了;后来,在肤施城监狱里,当他自己为自己选定了死期,并且以异常平静的心情,去自行结束生命时,他才幡然省悟:在陕北人的性格中,有一种知生知死的达观意识,他们明白人注定要死亡,一杯黄士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每一个人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便是苦难命运的终结,便是一种得以永恒的幸福的开始,所以应当平静地接受命运,所以应当吹奏起唢呐为上山的人送行才对。

当时的陕北民间,是什么样子呢?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二九年,整个北中国赤地千里,连年大旱,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那场至今令人谈而色变的大年馑,民间管这次年馑叫“民国十八年大旱”。贫瘠荒凉的陕北地区,较之别的地方,更是经不起这一次折腾。民间歌谣中:“人吃人狗吃狗,舅舅锅里熬外甥,丈人锅里煮女婿”,就是对那场悲惨图景的真实写照。老年人说,比起明末清初那场惹得李自成举旗造反的大旱灾,这次的似乎更邪乎。
斯诺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和诚实的笔触,记下了那场大饥馑的情景。此刻,叙述者觉得,他除了老老实实地引用斯诺先生提供的这些细节和数字以外,别无他法,因为既要不用这个现成的材料,又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同样也引用了国际联盟派给蒋介石担任卫生顾问的一名著名卫生专家的资料。那位专家指出: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口;另一个县死的是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统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斯诺先生这样说,“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好人——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褶;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
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是个人!”
斯诺先生继续写道:“儿童们更加可怜,他们细小的骨骼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起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像空口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他接着写道:“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坑里一层层盖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是,在许多的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富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与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雨晴后出租给佃户。”

秃子重转回到杨作新住的窑里,翻腾了一阵,从炕洞里掏出两本书,其中一本正是《共产党宣言》,当年杜先生送给杨作新的那本。秃子得了书,喜滋滋地跑出来。摇晃着书说:“你看,我说回来了,你们不信,还有杨作新写的读书笔记,上面有时间,就是这几天哩!
保安团长拿过书来,翻了翻,这回他是彻底相信了。他冷笑了两声,对匪兵们说“搜!从杨家开始,挨门挨户地搜,我不相信,吴儿堡就这么几个土窑窑,那杨作新能藏在哪里!"说完,他朝院子里打量了一下,示意几个匪兵去搜羊圈,几个匪兵去搜那粮食囤子。
窑里的杨干妈,这时披散着头发,从窑里一扑跑了出来。她一把解开红裤带,脱成了精尻子,然后呐喊着:乡亲们快来呀,杨家要出人命了,保安团大天白日,糟踏妇女了。一边喊着,一边像个疯子一样,在地上打滚,裤子吊在小腿上,她也不顾。
滚了几滚,滚到了保安团长的脚下,伸手抱住了那条扎着裹缠的腿,死死不放。保安团长踢了两脚,也没能将她踢开。
杨蛾子见了母亲这样,走到窑门口,一手扶着门框嘴里喊着“妈妈”。她这时候只会哭。

原来杨蛾子已经完婚,她嫁去的那个村子离肤施城不远,大约就是四五十里山路村名叫花柳村。肤施城里的妓女,暗娼,很多都是这个村子提供的。怪只怪杨干大急于要得人家的四十块聘礼,没有踏摸清楚,就轻易将女儿许人了。杨蛾子过门三天,那家秃子丈夫就骗她岀去走一趟肤施城,幸亏是同村的受苦受难的姐妹,将消息透露给了她,说那秃子,在城里已经找好了宿处,只待她去,女人做暗娼,男人收钱。杨蛾子听了,如五雷轰顶,夹了个小包袱,翻山越岭,跑回了娘家。那家见没了人,当然不肯罢休,三天两头来吴儿堡要人。后来见杨蛾子态度坚决,一听回花柳村就要抹脖子,知道人是回不去了就提出要那四十块礼钱。

那么这个时期的酸曲都是一些什么呢?“白格生生的大腿水格灵灵的×。这么好的东西还活不下个你!”“隔窗子听见脚步响,一舌头舔破两层窗!”“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上还想你!”“你要来你一个人来,一副傢具我倒不开!”婆姨们站在垃畔上,歌唱着，用这种假想的情人和假想的情节自娱,安抚自己孤独的灵魂,刺激自己生存下去的欲望,并且希望黄土地的山山峁峁,因了这撩拨人心的歌声,不再单调和寂寥。如果说上面的酸曲因了信天游格式的艺术处理,毕竟还可以作为半艺术品看待,那么,另外一些酸曲,则纯粹是些不堪入耳的东西了,例如《舅舅挎外甥》,例如《公公烧媳妇》,例如《干大烧干女》,例如《坠金扇》等等,这些叙事诗般的酸曲,毫不遮掩毫不羞涩地叙述下一次次房事的过程,并且由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身份,从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暖昧成分和谐谑效果。所有的民歌收集者们,在整理这些东西时,都仅仅只录用第一段歌词,不待情节进入纵深,便戛然打住,接下来是一个括号,括号里通常是这样一句话:“其余十段或十三段歌词从略”。沿袭此例,因此我们的叙述,也明智地在这里打住。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提北京,不在我这个北京老乡面前叙叙乡音。难道,是因为她生活在陕北,这生活给了她新的内容,而忘掉了北京吗?难道是因为那伤害了她及全家的事发生在北京,而恼恨北京吗?还是因为,正是因为深深悔恨了自己的过去,而把那犯罪的过去,永远地埋藏起来了呢?
我真是无从判定。
我坐了很久,直到见到她的丈夫和女儿,一前一后地从野外归来。——我又见到了小时候的她——她长得跟母亲小时候像极了。我忘乎所以地抱起了延延,突然说了句也许永远不该说的话。我逗着她那咿咿呀呀的小嘴说:“延延,你也会唱那小河小河你慢慢地流,让我洗洗脸,让我梳梳头’吗?”说完,我自己不由得唱起来。当然，我仍然把7唱成i。
她惊愕了,用一种猛然受到惊吓的眼神望着我。突然,脸上又闪出一道光,那被童年生活照亮的光。猛地,她扔下手中的面盆,趴在炕上,“哇”地一声哭了。
那内心被鞭笞的疼痛,胜过一切皮肉的痛苦。

话题从这里,便开始了对毛泽东的评价。这是一九七九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的日子,中国二十世纪史的一个经典时间。那一阵子,议论毛泽东,评价毛泽东,成为一种时兴,这个话题出现在家庭的饭桌上,出现在大学生们的周末恳谈会上，出现在火车上两个萍水相逢的旅客的交谈中。这些北京知青也不例外,何况他们本来就是过来人,是和毛泽东共同呼吸了几十年同一地面上的空气,在以毛泽东的名字而命名的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接受了毛泽东的恩惠和失误的那一代人,所以,他们有权利议论、评判和思考,并且大谈特谈所谓的前毛泽东现象和后毛泽东现象。其时,由于毛泽东的逝世而造成的空虚感和失重感已经减弱,笼罩在毛泽东头上的人为的光圈也已经逐新淡褪,代之而起的,是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民族的大讨论,人们在反思过去,总结过去,并且在反思和总结的同时也在重新审度自己。
知青部落的这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事实上,他的思想和意志,左右和影响了中国漫长历史的半个多世之久,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这个时代以他的名字为名字,他的阳光无所不至,因此,不提到他,你就无法解释中国二十世纪的所有的重要和甚至是细微的历史现象,这些现象也包括他们的插队生涯在内。他们认为,毛泽东当然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但同时,他的身上,又带有太多的封建色彩,两千年封建统治的阴影,不能不时有时无地遮盖住他庞大的身躯,也许他在陕北那个雪天完成的《沁园春·雪》就透露出了其中的些许信息。他们认为,毛泽东有两个遗憾,一是他脱离土地的时间太短,他的父亲是农民,而不是爷爷或者老爷爷是农民,因此他的身上,不可能不沾有浓厚的农民意识,他的思考问题和决策事情时,不能不或多或少地用农民的逻辑行事,尤其是在处理工业问题和经济问题时这样,应当在他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和称谓,后面再加上一个“著名农民”。二是他不幸与中国历史上那位天才的权术家曾国藩为邻,这个权术家一定教会了他许多的东西。最后,他们说,毛泽东之后,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这种号令一切,具有无限权威,被人们奉若神明的领袖人物,从此消失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出现了,领袖时代将让位于个性时代,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从此以后,人类社会进入了个性高扬的时代,人人都是自己的领袖,人人都是自己的上帝了。思考到这一层,反过来再想,他们认为昨日的毛泽东的固定形象是时代造就的,是千百万人的意志造就的是复杂的中国式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是阶级和阶级之间殊死决战必然的结果。历史进程制约了毛泽东,他不可能超越进程,当神的牌位和活着的帝王在中国的土地上某一刻轰然倒地的时候,两千年依赖所形成的这种惯性现在无所着落,人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崇拜物,这样晚上睡觉才能踏实,这样队伍向前进攻时才有旗帜,这样才不致使偌大中国变成一盘散沙,他们将目光对准了毛泽东,强使或者祈使毛泽东就范,而毛泽东也就顺理成章地、自觉地或不自觉的、情愿或不情愿地充当了这个角色。所以,他们认为,毛泽东的彪炳千秋的功绩和他的令人痛惜的失误,在自己承受光荣和承担责任以外,社会恐怕也应当承受和承担其中的大部分。
不管怎么说,对于毛泽东,他们崇敬和热爱他,尤其是在肤施城,在他的旧居旁谈论他时,那评价除了理性的思考以外,自然也带有感情的成分。当然,怎么说呢?他们目前这尴尬的处境,正是毛泽东的巨手一挥,造成的。一想到这里,他们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学究式的评价,是不是有点太可笑了,他们不能原谅他,至少因为插队这件事。

白日里想你饭不吃,
到夜晚想你偷偷哭。

白日里想你纫不上针,
到夜晚想你吹不谢灯。

前半夜想你不吹灯,
后半夜想你翻不转身。

想你想成病人人,
抽签打卦问神神。

问大神神神不应,
倒灶的庙童刮怪风。

哥哥走了几十年,
拉上白山羊许“口愿”。

有朝一日回了家,
拉下青山羊谢神灵。

枸秫高来黑豆低
想你想在阴曹地。

梅秫地里带红豆,
难也难在心里头。

六月黄瓜下了架,
巧口口说下哄人话。

二道道韭菜橧（提手旁）把把，
忘了你的人样忘不了你的话。

一碗碗凉水一张纸,
谁卖良心谁先死。

一碗碗凉水一炷香，
谁卖了良心就见阎王。

花椒树上落雀雀,
对对丢下了单爪爪。

人家成双我成单,
好像孤雁落沙滩。

鹑鸽落在灰堆里,
灰的日子在后头。

前沟里糜子后沟里谷,
哪达儿想起哪达儿哭。

半碗黑豆半碗米,
端起饭碗想起你。

端起碗来想起你,
眼泪儿滴在饭碗里。

墙头高来妹妹低,
墙头堵着照不见你。

骑红马来穿灰衣,
错把别人当成你。

想你想个灰塌塌,
人家吵咱害娃娃。

天上下雨地上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青杨柳树十八条川
出门容易回家难。

骡子走头马走后,
撂下妹妹谁收留?

长杆烟袋手对着口,
丢下妹妹叫谁搂?

羊肚子手巾包冰糖,
窝了哥哥的好心肠。

人在外来心在家,
家里丢下个一朵花。

花想我来我想花,
领导人管得不得回家。

想你想个灰塌塌,
想你想得难活下。

我有心喝了洋烟死了吧,
知心人儿撂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