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在上海开会，我本想要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我的同志们，结果错过了。”

“我陪伴着一些湖南学生来到北京。可是，虽然我帮助了这种运动的组织（即许多学生计划去法国“工读”），而且还有新民学会的补助，但我不愿意到欧洲去。我觉得关于我自己的国家，我知道得并不够，而我可以更有利地在中国花费我的时间。”

成百万的年轻农民，已经听到了那批光下巴的青年们——其中有好几万现在是死了——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的福音……他们真诚的、所痛感到的宣传目的却在促进、唤起几百万中国农民本身对于社会的责任；提醒他们对于人权的信仰，排斥道教及孔教中懦怯、被动及安静这等信仰……中国农民经过了两千年的酣睡，现在一醒，就渐渐直立起来，从他们发挥出来的日益增长的力量，远超过了南京所通过的一切郑重的，可也无所谓的决议案，这一力量也许会在中国促成大突变的实现的。
这种“共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历史上第一次，几千几万受教育的青年们经他们所领略的科学知识的宇宙，激起了伟大的梦想，他们“回到了民间”，回到了祖国的下层基础，把他们所新得的学问来“启发”无知无识，过着黑暗生活的乡下农民，想要跟农民联合起来，建造这“更丰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