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香港有一篇演讲词《小说艺术与社会意识》，我主要是驳斥一点：我们中国有一个看法一直下来，就是政治干涉文学，我对这点以一个作家的立场，绝不妥协。我想，徐先生对我有一点点误会，我没跟他讲清楚，他以为我说小说艺术与社会意识分开，其实我是说有某一些人不是关注文学艺术，是以政治目的来加在文学上面，所以谈的根本不是文学，谈的是当时的政治目的。譬如今天提倡什么政治口号的时候，文学就要跟着走，那不是社会意识而是政治手段。我说这，主要是针对“五四”以来的一些偏差。

我想，写作最主要是写人，是合乎时代、不合时代，都没有关系。我写的那些人里头，虽然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他们在他们的时代曾经活过，有些活得轰轰烈烈，有些很悲痛，有些失败。在他们的时代里，他们度过很有意义的一生，这种题材对我个人来讲是很感兴趣的。

事实上《游园惊梦》的主题跟《红楼梦》也相似，就是表现中国传统中世事无常，浮生若梦的佛道哲理。也就是太虚幻境中，对联上的那两行话：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家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组织，而亲子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

艾滋对我来说像是一个隐藏在内心初生的小孩，刹那间连结了我的生命。我曾经恨它，逃避它，也曾因它质疑了世上的情爱，更质疑我活着要干什么？它让我伤心，也让我哭泣，更让我焦急的面对未来的种种。从十七岁到三十一岁的艾滋岁月，从我年少轻狂到现在的成熟，我渐渐的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就是我拥有了我生命的春、夏、秋、冬，以及我活着的尊严，没有一个人可以拿走它。

这个剧异常成熟而动人，剧中威廉斯在向他的过去告别，也在跟死亡对话。1983年威廉斯去世，他的死亡就跟他剧中人物的结局一样孤独怪异。他一个人孤零零僵毙在一家旅馆里，被药瓶盖盖住了咽喉窒息而死。威廉斯生前享尽荣华富贵，也尝遍寂寞痛苦。

但他写的却是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爱情幻灭的痛苦、与生俱来的寂寞、对过去荣光的追念。这些感情，在舞台上由劳拉、布兰奇，爱玛散发出来，确有雷霆万钧之势。她们的痛苦是锥心之痛，她们的寂寞却是宇宙性的了。

同性恋对于他代表的是一种对美与青春的追逐。

她以为他还是父亲鞋业公司的一名小工，她悄悄塞给他十块钱说道：“汤姆，你不要在鞋厂打工了，你去写你的诗去，我来支持你。”威廉斯一个人躲进车子里，感动得流下泪来。威廉斯晚年酗酒服药，变得多疑暴戾，最后弄得众叛亲离，亲友对他敬而远之，大概他觉得只有罗斯对他的爱才是永恒不变的。

20世纪的中国人，心灵上总难免有一种文化的飘落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这个世纪被连根拔起，伤得不轻。

如果说希腊悲剧源于人神冲突，中国悲剧则起于油盐柴米，更近人间。

我们愿意《现代文学》所刊载不乏好文章，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或“为艺术而艺术”而花篇幅，但我们相信，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纵非立志为“载道”而成，但已达到了“载道”的目的。

我们的传统价值，已无法作为他们对人生信仰不二法门的参考，他们得在传统的废墟上，每一个人，孤独地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价值堡垒，因此，这批作家一般的文风，是内省的、探索的、分析的；然而形诸于外，他们的态度则是严肃的、关切的，这种关切，不一定是五四时代的作家那种改革社会的狂热，而是对人一种同胞物与的同情与怜悯——这，我想是这个选集中那些作品最可贵的特质，也是所有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个选集中，我们找不出一篇对人生犬儒式的嘲讽，也找不出一篇尖酸刻薄的谩骂。这批作家，到底还是受过儒家传统的洗礼，文章以温柔敦厚为贵。60年代，反观大陆“文革”时期，则是一连串文人的悲剧。那时的大陆文学，一片空白。因此，台湾这一线文学香火，便更具有意义了。

最好的讽刺小说大都能做到谑而不虐，《儒林外史》是一个成功例子，钱钟书的《围城》又是另外一例，无论鲁迅把阿Q写的如何不堪，我们仍觉得阿Q可喜可爱。

One must go on living，and it makes one selfish.
人须得活下去，这就使人变得自私。
（易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