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中有爱时，宁愿与心爱的人分担不幸，也不愿意在其他条件下享受幸福，正是爱情的标志。一对恋人，即便成熟而有经验，知道破碎的心灵最终会愈合，也能够清楚地预见，只要铁下心肠熬过眼下分离的痛苦，往后十年几乎肯定比现在结婚要幸福，他们也依然不肯分离。

称身体为驴（圣方济各的观点）极其恰当，因为每个大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尊敬驴，也不会憎恨驴。驴这种牲口结实、可爱、有耐心、对人有用，但也懒惰、执拗、惹人动怒；有时候该受棍棒之罚，有时候又该受胡萝卜之赏；它的美既悲怆感人又滑稽可笑。身体也是如此。身体在生活中的作用之一便是扮演小丑的角色，认识不到这点，我们对它就不能忍受。在某种理论将人们的思想变得复杂之前，世界上男女老少都知道这点。人有身体，这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玩笑话题。爱情（像死亡、素描、医学研究一样）也许偶尔促使我们十分郑重地对待身体，我们若由此得出结论：爱情始终要求我们这样对待它，爱情永远排斥了笑话的成分，便是错误。事实并非如此。从我们认识的那些幸福的情侣脸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只要他们的爱情不是太短暂，在爱情的身体语言里，情侣们都能反复体会到喜剧、嬉戏，甚至插科打诨的成分。身体若不这样，就会处处妨碍我们。在爱情这曲戏中，身体是次要情节，或者说，是滑稽的客串。它通过恣意的打闹，来模仿灵魂以庄严的形式演出的内容。它的笨拙若不能体现为给这曲戏增添怪诞的魅力，作为一件乐器，它便过于笨拙，无法演奏爱情的音乐。（因此，在以前的喜剧中，男女主角诗情画意般的爱情立即会有粗俗的爱情来效仿、烘托。如，男女仆人之间的爱情，小丑试金石和乡村姑娘奥德蕾之间的爱情，等等。）没有最低者，最高者便站立不住。有时候，肉体自身确实有很高的诗意，但是，恕我直言，它也有不可抹灭的固执、滑稽、非诗意的成分。这个成分此时不现，彼时定现。将它作为滑稽的调剂坦坦荡荡地安放在爱情的戏剧里，远胜于假装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没有爱情，性欲就像其他欲望一样，只关系到我们自己；有了爱情，性欲就关系到爱的对象。在爱情中，性欲几乎变成了一种感知方式，完全成了一种表达方式。它给人一种客观的感觉，仿佛是外在真实世界中的一件东西。所以，爱情虽为一切快乐之首，（在巅峰时）却总有视快乐为副产品的架势。考虑快乐就会使我们陷回自身，陷回到自己的神经系统之中。它会扼杀爱情，正如将最美丽的山景移至视网膜和视觉神经中，会“扼杀”风景一样。说到底，这快乐究竟是谁的快乐？我们无法区分，因为爱情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给予与接受的差别。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猜测一下，为什么圣经极少用友爱来比喻最高级的爱。友爱实际上已经太灵性，不宜作为灵性事物的象征。没有最低者，最高者便站立不住。上帝可以放心地将自己描述为我们的父亲和丈夫，因为只有疯子才会认为他在肉身上是我们的父亲，或者，他与教会缔结的婚姻是非象征意义的。但是，如果用友爱来比喻，我们就有可能误将象征当作象征之物，友爱中固有的危险就会加剧。友爱本身就明确表现出与属天生命的接近（因相似而接近），用它作比喻可能会促使我们更进一步，把这种接近误当作趋向上的接近。

一群极其平凡的人组成的朋友圈子同样可以产生集体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会以更加赤裸裸的方式炫耀出来。大家都见到过这种现象：在学校里，“老生”故意在新生面前攀谈；在部队里，正规兵故意在“临时兵”面前攀谈；有时候，在酒吧或火车车厢里，粗俗的朋友彼此之间故意高声说笑，让素不相识的人知道他们的关系。这些都是为了炫耀。这种人神神秘秘地亲密交谈，为的是让别人偷听。他们要清楚地告诉每一位圈外人，他不是该圈子的成员。

任何人假装对自己毫不喜欢的事情感兴趣，都会显得像傻瓜。

在当今这个时代，反驳“每一份真诚坚固的友爱实际都是同性恋”这种理论已经成为必要。
在此，实际这个危险的字眼很关键。说每一份友爱显然都是有意识的同性恋，无疑是错误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采取了一种较为隐晦的说法，说它实际是同性恋，亦即在特定的意义上、暗地里、无意识地是同性恋。这点虽然无从证明，也无从反驳。自作聪明的人一点也不因在两个真朋友的行为上找不出丝毫同性恋的正面证据而尴尬，反而一本正经地说：“这正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于是，缺乏证据本身即被视为证据，正如无烟证明了火被精心掩盖了一样。如果确实有火，这样说没错。问题是，我们首先必须证明火的存在。否则，我们的论证就如同一个人说：如果那把椅子上躺着一只隐形猫，椅子看上去就是空的；现在，椅子看上去确实是空的；由此可知，椅子上躺着一只隐形猫。

爱一旦变成上帝，亦即沦为魔鬼。

昔日的爱国主义的伟大之处在于，一方面，它固然能够激发人们为了国家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它仍然清楚自己不过是一种情感。战争不伪装成圣战，同样可以打得很英勇，英雄之死与殉道不相混淆。（令人高兴的是）在战场上如此庄严的情感，在和平时期也可以像所有轻松愉快的爱一样，不抬高自己，且能够自嘲。

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许永远都会面临危险，统治者必须以这种那种的方式鼓励民众保卫国家，或至少为此作准备。在爱国情感已经被摧毁的国家，每次统治者号召民众动用武力，都只能诉诸纯粹的道义。如果民众不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流血流汗，统治者一定要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在为正义、文明或全人类流血流汗。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爱国情感当然必须考虑道义。好士兵需要确信自己国家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但是，他们作战不是因为正义的事业本身，而是因为这是自己国家的事业。我认为这个区别很重要。我可以认为，用武力对付盗贼、保护自己的家是正当的，这用不着虚伪，也用不着自以为义。但是，倘若我假称，自己打青他的眼睛纯粹是出于道义，与被盗的是自己的家全然无关，这就未免过于虚伪。同样，声称我们支持英格兰，只是因为英格兰的事业是正义的（像一些中立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所说的那样），也是虚伪的。荒谬的言论会导致罪恶：倘若我们国家的事业是上帝的事业，战争就一定是歼灭性的战争。于是，极其世俗的东西被赋予了虚假的超自然的色彩。

第三点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信念，一种坚定、甚至刻板的信念。持这种信念的人认为，自己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明显比其他国家优越，在今日仍然如此，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就引出了爱国主义的第四种成分。如果我们的国家确实远比其他国家优越，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作为一个优越者，我们对其他国家享有权利或负有义务。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义务——“白人的负担”，所谓的土著民是我们监护的对象，我们自封为他们的监护人。这不完全是伪善，我们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我们每每将英国寻求建立帝国的动机（或将任何一个年轻人在印度民政部门谋职的动机），标榜为主要是为了他国的利益，这种习惯令全世界作呕。然而，这表现的还是优越感的最佳一面。一些同样具有优越感的国家强调的是权利，而不是义务。在他们看来，有些外国人是如此地低劣，乃至他们有权利予以灭绝；另有一些外国人只适合给自己——上帝的选民——劈柴、挑水，那么，最好让他们继续干这些粗活。“猪猡们，识相点！”在此，我决非暗示这两种态度属于同一层次。但是，二者都同样致命，同样要求自己的势力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同样具有这种明显的邪恶特征，即，唯有狰狞恐怖才能避免滑稽可笑。

爱国主义的第二种成分是一种特定的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我指的历史是大众想象中的历史——祖辈们的丰功伟绩。
这种情感的信誉不及纯粹的爱家，每个国家的真实历史都充满着卑劣、甚至可耻的行径。英雄故事若被视为历史的代表，会给人一种错觉，其自身也往往经不起严格的历史考证。因此，以辉煌的过去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是“拆穿家”最佳的攻击对象。随着知识的增长，这种爱国主义要么突然崩溃，转化为幻想破灭后的愤世嫉俗，要么靠故意的无视史实来维持。然而，在许多关键时刻，众多的人显然因为它，表现得异常出色。对这种爱国主义，谁能予以谴责呢？
我认为，一个人从历史形象中获得激励，同时又不至被它欺骗、因之骄傲，是有可能的。历史形象的危险性，与人们误将它当作或以它代替严肃系统的历史研究的程度成正比。把故事就当作故事来传诵和接受是最好的。我的意思不是说，故事只能作为纯粹的虚构来传诵（毕竟，有些故事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故事本身，放在那些能够激发想象力的画面、能够坚固意志的榜样上。

实际上，爱国主义含有很多成分，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
首先有对家、对我们成长的地方、对曾经是我们的家乡（这个家乡可能有多处）的爱，既而有对其邻近地区、类似地区的爱，对过去的相识、熟悉的景物、声音和气息的爱。
对这种情感，我们很难找到合理的理由去谴责。正如家庭使我们超越了自我之爱，乡土之爱使我们超越了家庭之爱。当然，这不是纯粹的仁爱。它的爱邻人，是指爱本地的邻人，而不是基督所说的邻人。但是，一个人若连自己看到的同乡都不爱，对未曾看到的“人”就更不大可能太爱了。所有自然的情爱（包括乡土之爱），都可能与灵性之爱为敌，但也可能是对灵性之爱的预备和模仿，（打个比喻说）是在训练灵性肌肉，也许将来上帝要将其派上更大的用场，正如女人小时候照料洋娃娃，长大了照料孩子一样。也许有一天，你需要弃绝这种爱，剜出你的右眼。但要这样做，你首先必须具备眼睛，没有眼睛、只有一个模糊的“感光”点的受造物很难理解这节严厉的经文的意义。
当然，这种爱国主义没有丝毫的侵略性，它只要求不受干扰，只在保护爱的对象时才会诉诸武力。任何人只要稍具想象力，这种爱国主义都会激发他对外国人的友好，因为，我若意识不到别人和我一样有权利爱他的家，我怎么可能爱自己的家？一旦你意识到法国人喜欢吃咖啡甜点，就像我们喜欢吃咸肉炒蛋，那就祝福他们，让他们吃好了。我们最不愿意的是让处处变得和自己的家一模一样，家若和别处无异，就不成其为家。

我们只讨论爱国情感本身，希望能够将健康的爱国情感与有害的爱国情感区别开来。无论健康还是有害，爱国情感都不足以导致一个国家采取行动，因为严格地说，在国家事务中采取行动的是统治者，而不是国家。国民（他们是我写作的唯一对象）有害的爱国情感会为统治者作恶提供便利，健康的爱国情感则可能起到阻挡作用。统治者心术不正时，可能会通过舆论宣传煽动我们情感中有害的一面，以便在作恶时能得到我们默许；统治者心地正直时，则可能会鼓励我们的情感中健康的一面。作为个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爱国情感健康与否保持警醒，其中一个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是我要谈论的内容。

阅读兴趣的真正广泛体现在，一个人能够在任何一家旧书店外的廉价书摊上找到自己需要的书籍。与此类似，对人真正广泛的欣赏体现在，能够在自己每天必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身上发现可欣赏之处。根据我的经验，是情爱产生了这种对人的广泛欣赏。它教我们对那些“碰巧在那里的人”首先注意，随后容忍，进而报以微笑，然后喜欢，最后欣赏。他们是为我们而造？感谢上帝，不是这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其独特性令人难以置信，其价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