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在《文艺评论的实验》一书中，曾这样区分好书坏书：“好的文学容许（permits）、约请（invites）甚至强迫（compel）好的阅读；坏的文学，则容许、约请甚至强迫坏的阅读。”
关于“好的阅读”，路易斯爱拿与人交往作比方。我们跟人初次交往，先把他或她预想成好人。准此，好人就是比你预想的还好或至少一样好的人，坏人则是跟你的预想相反的人。路易斯之所以把这种阅读方式称作“好”，是因为他相信这样一个道理：
过于“明智”的乡下人，进城之时被反复告诫谨防骗子，在城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实际上，拒绝颇为诚恳之善意、错过诸多真正机会、并树立了几个敌人之后，他极有可能碰上一些骗子，恭维他之“精明”，结果上当。……真正并深情结交诚实人，比起对任何人之习惯性的不信任，能更好地防范坏蛋。

卡夫卡打过一个经典比方，说“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这里所说的书，当然是好书，或者说是那种我们应当一读再读的书，而不是随便一本印刷品或出版物。
这话出自卡夫卡的书信，《致奥斯卡·波拉克》（1904.1.27）。更长一点的引文，足以显示这一经典比方之残酷：
我认为，只应该去读那些咬人的和刺人的书。如果我们读一本书，它不能在我们脑门上猛击一掌，使我们惊醒，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或者像你信中所说的，读了能使我们愉快？上帝，没有书，我们也未必不幸福，而那种使我们愉快的书必要时我们自己都能写出来。我们需要的书是那种对我们产生的效果有如遭到一种不幸，这种不幸要能使我们非常痛苦，就像一个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的死亡一样，就像我们被驱赶到了大森林里，远离所有人一样，就像一种自杀一样，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我是这么认为的。
卡夫卡提出的问题是，假如一本书令我们自惭形秽，给我们迎头一棒，还要不要读？假如我们总看“那种使我们愉快的书”，读与不读对于我之为我，又有何干？用C.S.路易斯的话来说，假如“走到天涯海角，我发现的依然只是我自己”，那我又何必走遍天涯海角呢？

目前，放弃所有道德审查，可能为害更小一些。我们已经要么高于它，要么低于它。假如我们放弃了，可能会出现大量淫秽之作。我们不需要读它。风尚可能不会永远持续。粗话（four-letter words）可能会和椅套一样，很快过时。

在我看来，道理（the moral）很明白。当一个国家的主流道德，过分地不同于其法律中所预设的道德，那么，法律必须或迟或早做出修正，以适应道德。他们越早动手修正，越好。因为，在他们做出修正之前，我们难免在欺骗，做伪证及混淆是非。
不管法律所蕴含的道德，是高于还是低于主流道德，这一条都同样适用。假如我们道德提升，法律必须上升至我们的水准；假如我们道德沦落，法律必须随之降低标准。法律降低标准，相对于所有审判程序都变成演戏来说，可能为恶更少。
假如我们不再谴责谋杀，我们无疑会成为白痴或恶棍。要是真如此，我们就最好承认这一事实，并相应调适法律，而不是去将一个确实犯了谋杀罪的人无罪开释。

总有人会认为，超出船长之航海需求的天文学，就是浪费时间。也常常有这号人，一旦发现史学派不上实际用场，就断定史学就是废话（Bunk）。亚里士多德会把这叫作“奴性”（servile）或“匠气”（banausic）。我们，就稍微客气一点，唤它福特主义（Fordism）。

历史冲动（historical impulse）——对人们在过去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以及为何所苦的求知欲——尽管并非人人皆有（universal），却也源远流长（permanent）。对于满足这一冲动的著作，已有许多不同的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s）。巴伯的《布鲁斯之歌》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正当性证明。其中说，精彩故事无论如何都“引人入胜”，要是它碰巧还真实，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双重喜悦”。然而人们往往提出的是更为严正的动机（graver motives）。历史因其教益或镜鉴而得到捍卫。在伦理方面，历史学家赋予死者之令名或恶名，会教导我们留意自身道德；在政治方面，看到民族灾难如何在过去降临，我们可以学到如何在未来避免。

人类迄今最热衷于答案为何的所有问题，其实本无答案（unanswerable）。这不是因为答案像“天机”一样深隐，而是因为它们是无理取闹的问题，就像问“从伦敦桥到圣诞节有多远”一样。

将其他事物人格化的我们，最终却发现，我们自己只不过是拟人产物（personifications）。人的确与众神相类：也就是说，他和他们一样虚幻。正如树神是个“幽灵”（ghost），只是一个缩略符号（abbreviatedsymbol），象征的是我们自己所知的关于树的所有事实，我们却愚蠢地误认为是事实之外及之上的神秘实体；同样，人的“心灵”或“意识”，也是一个缩略符号，象征的是关于其行为的某些可以证实的事实，但我们却把符号错当作事物。正如我们已经破除把树人格化（personifying trees）的那个坏习惯，我们现在也必须破除把人人格化（personifying men）的坏习惯：在政治领域，一项变革已经落实。我们可以把客体所遗失的那些东西改头换面放进去的那种主观论，从来就没有。没有“意识”（consciousness）可供容纳遗失的神灵、色彩和概念，即便作为意象或私人经验被容纳。“意识”并非“可以这样去用的那类名词”。

所有国家（甚至那些“右翼”政权）的无产者，多年来一直受到持续不断的恭维。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他们的自满程度，超过记录在案的任何贵族。他们深信，无论这世界有何过错，那也不是他们的错。对于任何罪恶，难辞其咎的必然是其他人。

不要去读——更不用说不要去买——一份你曾发现撒谎劣迹的报纸，看起来是禁欲主义的非常温和的形式。然而，践履之人却如此之少！一次又一次，我发现人们手持克里昂们的肮脏纸片。他们承认，克里昂是个无赖，但是“一个人必须跟上时代，必须知道人们在说些什么”。这正是克里昂让我们接受谎言的途径之一。这是个谬论。倘若我们必须去发现不良之人写些什么，倘若我们因而必须买他们的报纸，因而必须使他们的报纸存在，那么，谁看不见你所谓的了解恶之必要，正好成全了恶？无视一项恶，一般而论，可能危险。但是，假如一项恶因无视而消失，那么无视恶就没危险。

假如我在大街上碰见一位朋友，他酩酊大醉，我会领他回家。我领他回家这一举动，隐含着我之清醒。假如你坚持认为，这隐含着这样一个声称：我那时在那一方面比他强一些。随你怎么说，铁打的事实是我可以直线行走而他不能。我一点都没有说，我总体上比他好（in general a better man）。或者再举个例子，比如在诉讼案件中，我说自己有理别人理亏。我宣布了我相对于他的特定优势。这时你提醒我说，他具有英勇、好脾气、无私等等之类品质，是离题万里。这可能是实情，我也从未否认。但这里的问题是，关于一块地的归属或牛践踏庄稼的问题。

文明之未来依赖对此问题作何解答：“一个民主政体可否在和平时期拥有军队？”假如对此问题之答案是“不”，那么，民主政体最终将被摧毁。但是在这里，“拥有军队”意指“拥有有效军队”。拥有强大海军、空军以及合理规模的军队，生死攸关。假如离开兵役，就无法拥有，那么，就必须承担兵役。为图国家之存，我们准备承受自由之失去。但是因旁事而失去自由，我们则并不准备承受。假如中断我们的自由，建立的不是真正军队，而是马雷斯内斯特先生（作者杜撰之人，不知所指为何）执掌的常规民兵团，那么，说句实在话，我们不能忍受。假如我们付了钱，那么我们就要坚持得到货物。假如我们没有得到货物，那么任何人也不要做梦，让我们继续付钱。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立场。危险就在于，假如你把马雷斯内斯特先生过久地强加于我们之上，你将使得任何名义的兵役，不但遭人憎恨，而且遭人鄙视。这样，我们为真正货物付钱的那点准备，将无影无踪。劣币驱逐良币。官老爷使有效权威失去信誉。常备（或延期的）民兵团，会驱使我们走向狂热的反官长制（anti-officialdom），并由此狂热走向解除全部武装，再由解除武装走向第三次大战。

假如你想让一个人拒绝苦口之良药，那么，最保险的途径就是，让他日日服用无用之苦药。

你把游戏变成必修功课，从而令他无缘于真正游戏。你还想得寸进尺？拉丁文课程之设置，真是为了他好。上课时间，他心安理得地偷偷用木头雕削船只。这时，你走了进来，发现了个“人才”（talent），打发他到木刻班。于是乎，一个闹着玩又会成为一门课程？你认为他会感谢你么？雕削船只的一半魅力在于这一事实，它带有对权威之抵抗。舍却这一乐趣，真正的民主政治无法存在。难道你也想剥夺他的这一乐趣？给他的癖好打分，使之冠冕堂皇，最终糊弄此可怜孩子相信，他的闹着玩，也和其他正经工作一样，自有其聪慧之处。你知道其结果么？当他走出校门，步入现实世界，他注定发现真相。他或许会失望。因为你已经使得朴全之人变为花花公子。他将憎恨处人之下（inferiorities）。然而要不是你，处人之下根本不会使他恼火。揶揄嬉笑中的轻松愉悦，不受干涉的毅然决然，其价值就在于，它是草率计划的制动器（brake），是小公务员扰民习性的路边石（curb）。乱嚷“我跟你一样棒”（“I'm as good as you”）的妒意，从另一方面讲，正是法西斯之温床。你正在拿走这一面，助长另一面。民主政治要求，小人物不要把大人物太当回事；然而当所有小人物都认为自己就是大人物时，民主政治就会死亡。

民主教育当为维系民主制的教育，而非民主主义的教育。欲维系政治上的民主制，恰需教育上的贵族制。这是因为，平等诉求有两个情感根基：一为渴求公平，一为仇恨卓越。前者最高贵，后者最卑劣。处处追求平等的民主主义教育，助长的恰好是后一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