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这种混乱既不是恐吓性的也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由于士气彻底低落而产生的系统性混乱。

早九点,看守们打开电视收看教育节目,接着看电视剧和另外两三个节目,最后是午间新闻。电视机运行的最主要时段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一点。那段时间,就像在孩子的房间里一样,即便没有人看,电视机也一直开着。相反,看新闻时,人质们用极其细致的注意力仔细研究,试图发现家人们加密过的信息。当然,她们永远无法得知自己错过了多少加密信息,又把多少无关的话语错读成了充满希望的口信。

帕丘意识到绑架他的歹徒如此匆忙不仅是出于安全原因,还是为了及时赶回来,收听圣达菲和卡尔达斯的足球赛。为了让他安静些,他们给了他一瓶白酒,让他单独跟他的收音机待在一起。他们去了一楼收听比赛。帕丘在十分钟内喝了半瓶酒,没感觉到酒劲,但有了收听球赛的心情。他从小就是圣达菲的忠实球迷,二比二的平局让他十分恼火,没法尽情喝酒。最后,他在九点半的电视新闻中看见了自己,电视里的他穿着晩礼服,被选美小姐簇拥着。那时他才得知司机的死讯。

玛丽娜·蒙托亚被绑架四小时后,在波哥大西部拉斯·菲利亚斯区的一条辅路上,一辆吉普车和一辆雷诺18一前一后堵住了《时代报》总编辑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汽车。那辆吉普车看似普通,事实上却是一辆原装装甲车。包围它的四个歹徒不仅带着九毫米手枪和带消音器的迷你乌兹冲锋枪,其中一人还带着一把用来击碎玻璃的锤子。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帕丘。是个无可救药的好辩者,他先一步打开窗户跟歹徒说话。“如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情愿去死。”他后来说。一个绑匪用枪抵着他的额头,使他不敢妄动,然后按下他的头,让他从车里出来。另一个歹徒打开车的前门,开了
三枪:一枪射偏了,打在玻璃上,两枪打穿了司机的头。司机名叫欧罗曼西奥·伊巴涅斯,三十八岁。帕丘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对司机开了枪。数天之后,他重新回忆这次袭击,才想自己听见三颗子弹的嗡嗡声,声音被消音器减弱了。

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的那个晚上,比亚米萨尔家里快被掀翻了。政客、政府人员以及两位受害者的家属纷纷来到他家。比亚米萨尔家族伟大的朋友、艺术商人阿塞内思·韦拉斯克斯住在楼上,她担负起了女主人的职责。只是没有音乐,不然这个夜晚就与任意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别无二致了。这是难以避免的:在哥伦比亚,所有超过六人的聚会,不论何种类型,不管在什么时段,都注定会变成舞会。

“这是一次军事行动,你们不会有事的,”他说,然后重复道,“带你们过来只是想让你们给政府传递一份公告。”
“你们是谁?”玛露哈问他。
他耸了耸肩,答道:“现在这无关紧要。”他抬起机关枪让她看清楚,接着说:“但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是一把带消音器的机关枪,没人知道你们在哪儿、和谁在一起。要是你们大声叫喊或者是做了什么,我们会让你们在一分钟内消失,没人能再听到你们的消息。”两人屏住呼吸,等着最糟糕的结果。但是威胁完之后,头目向贝阿特利丝走去。
“现在我们要把你们分开,但是我们打算放了您,”他对她说,“我们带您来是个误会。
贝阿特利丝立马做出了反应。
“啊,不。”她亳不犹豫地说,“我留下来陪玛露哈。”

“到了。
没有一丝光亮。他们在玛露哈的头上盖上一件外套,让她弯腰出来,因此她唯一看见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脚。她先穿过一个院子接着可能是一间铺着瓷砖的厨房。当他们掀开外套时,她发现自己在一间两米宽三米长的小房间里,地上放着一个床垫,光滑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红色的灯泡。过了一会儿,进来两个蒙面的男人,头上戴着某种像是防寒帽的东西,但实际上那是运动裤的一条裤腿,上面还给眼睛和嘴巴挖了三个洞。从那个时刻开始,在被囚禁的全部时间里,她再也没有见过除被绑架者以外任何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