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里,常常说“不”,作出种种拒绝,这本身就是一个我巨大的诱惑。因为拒绝可以使自我变得轻松、舒坦和逍遥,可以摆脱我道德的沉重十字架,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自我的天空中飞翔。意志脆弱、生命渺小的人类很难抵抗这富有力的诱惑。

第四,也是主要的,是自卑自贱和忏悔,这种忏悔与对幸福的期望合成一体,密不可分,不带丝毫伤感的成分……我甚至因为厌恶过去而感到愉快,并且拼命把过去得比实际上更加阴暗。过去的背景愈阴暗,现实的亮点就显得愈光明,未来就愈灿烂,有如虹霓般五彩缤纷。忏悔和渴望完善,这是我在那段成长时期的新的主要心事,我因之对自己,对别人以及大千世界开始
产生了新的看法。

神秘的良知会引导那些追求至善的人把全世界、全人类的重任都放在自己的肩上。对于弱小的个体,这世界毕竟是太大了,但哪里有非正义,哪里有非人道,哪里就有良知的煎熬,不管相识与不相识,不管隔着千山万水,良知昭示的信念只有一个:人类的命运是密切相连的。

我过着奢侈的生活,不仅是罪行的纵容者,而是直接参与者。”托尔斯泰一方面深感自己罪孽深重,另一方面又无力改变亿万人的贫穷处境。他又是一个非暴
力主义者,不相信血与火能够荡涤贫穷与堕落。他只好求诸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从自己开始废除农奴制度。他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亲自干农活,决心过“不通过为政府效劳的手段,不通过占有土地的手段,也不利用金钱的手段享受别人的劳动”的生活。托尔斯泰的“个人的革命”有强烈的民粹色彩,可是它毕竟是渗透着良知与悔悟的个人努力,并没有可以厚非的地方。

那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做真理,后来逐渐认出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后来假话当假话说。

前巴金是作家中罕见的一个例子。他要追究在大灾难过后,自己应当承担什么样的道德责任。良知的醒悟使得巴金对“文革”有独特的发现,《随想录》对“文革”灾难的体悟是,“文革”是民族的“共同犯罪”,灾难的发生不是因为出了无耻小人,而是因为我们恐惧,因恐惧而丧失了良知,背离了善。

民族国家推行的战争本身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战争阵营的邪正之分被取代为战争与和平之分,和平在战争面前是正面的价值,战争则是负面的价值我们看到:这个变化实际是一个推衍,把原本只适合部落、族群、国家的道德信念,推衍到全人类。战争的道德价值,不再依据具有明确分属疆界的原则来决定,而是依据生命应当或不应当杀戮的原则来决定。和平主义价值观获得支持,就在于更多的人能够超越族群、民族国家的范围,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评价人类活动中的战争行为。换言之,人们对存在的相关性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与理解

萨特有他自己存在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自由与善的意志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人并不是因为善的意志而自由。他只是强调自由与选择主体的关系。人先在世界上出现,然后才自己界定自己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死了,个人是自己的立法者。他必须孤独地奋斗,必须选择自己,塑造自己,创造自己的道德。萨特曾经表示,任何人都不能靠公共的伦理观来支撑自己

社会体制的压力有时候看起来很强大,特别是当它成为外在于理性和良知的压迫力量的时候,人似乎无可选择,面前只有一条死路。但社会体制的压力对一个具有理性的人来说,它只是禁止性的存在。人在这种情况下做不到一些事情,但这并不等于什么都不能做。个人的力量也许改变不了世界,可是世界也征服不了个人。除非放弃理性与自由,否则社会体制是不可能征服个人的。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