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速扩容的经济规模和不断升级的消费能力,如同恣意泛滥的大水,它在焦虑地寻找疆域的边界,而被猛烈冲击的部分,则同样焦虑地承受着衍变的压力和不适。它既体现在国内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妥协上,也体现在中国与美国、0日本、欧盟,以及周遭邻国之间的政治及经济关系上。
如同塞缪尔·亨廷顿所揭示的那样,一个大国的崛起,意味着新的利益调整周期的开始。①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调适周期,迄今,身处其间的各方仍未找到最合适的相处之道。

中国的整体国家能力的形成,带有鲜明的集权体制特征和代价性,同时也呈现出基层组织创新和人民创造历史的热情。从费正清到罗纳德·科斯,以及所有现世的中外学者,都试图破解“中国之谜”,这个任务仍有巨大的解释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

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人们已是如此冷漠,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现在不是从前的我,曾感到过寂寞,也曾被别人冷落,却从未有感觉,我无地自容。”
商业文明扩大了这个国家的物质疆域,同时,也让很多人变得不知所措,甚至无地自容。在这个转型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而人被时代改变的部分,似乎大于他对时代的改变,因此,所谓进步的意义,也在不同的人生中得到迥异的评判。正如易卜生所叹息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围绕柳传志的“在商言商”风波,实际上体现出中国商业世界复杂的实景象,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多层面的“共识瓦解”。
其一,以“发展是硬道理”为主题的改革共识,已然破局,政府与有产阶层在利益上的协调出现了裂痕,改革需要被重新定义;其二,企业家阶层内部,出现了价值观分野,很多人开始思考从事商业活动的终极目标,从而做出了各自的现实选择;其三,企业家阶层与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隔膜,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后者显然缺乏对真实中国的解释能力和设计能力。
这一“共识瓦解”的景象,将深刻影响中国改革的进程,并在未来的前行中浮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这是网站的几个年轻人为褚橙想出来的广告词,几个简单的汉字里浸透了这个时代的所有曲折与顽强。

路透社在2012年11月的一篇总结性报道中,罗列了关于“胡温十的成绩单:“中国GDP平均每年都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总额翻了近四番,相继超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
储备国,十年间增长超过10倍。中国由一个原先接受援助与贷款的国家,开始变为向外输出贷款和援助的国家。”
同时,它也指出了困扰中国经济局势的种种难题:“‘国进民退’的模式让本应最具活力的民营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沉重的税务压力让它们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更难生存,资本纷纷外逃,弊端凸显。经济产业结构畸形,不得不进行调整,但要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困难重重,前途未卜。中国的经济结构过分依赖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消费,还未起到真正拉动内需的作用。地方政府追求巨额投资而大规模举债,危机四伏。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建设规划混乱、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也接踵而至。”

当《钢的琴》悄悄放映的时候,一切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这部叫作《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它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的逃避现实的人，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历史常常做选择性记忆，因为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很多年后,张勇在湖畔大学授课,回望这一段历史时（书摘注：第一次双十一的成功）很感慨地说:“大部分今天看来成功的所谓战略决策,常常伴随着偶然的被动选择,只不过是决策者、执行者的奋勇向前罢了。”

在北京的记者见面会上,李书福说:“我们要去尝试、实践和探索。如果它是机会,那就是很大的一个机会,但它也很可能是很大的一个灾难。人家干不下去,我们拿过来把它干好。如果我们干不下去,就又会有人家拿去可能就能干好。”曾几何时,他被很多同行看成“小丑”,而此刻的这一番话,却充满了朴素的哲理。

在中国互联网史上,3Q大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个人电脑时代最为血腥的“最后一战”。它证明在一个法治缺失的时代,丛林法则是唯一的公约,而任何以“公平”的名义发动的战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另外一种垄断。对垄断的厌恶及迷恋,如同人的本性一样,根深蒂固而难以更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