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生物学中还有其他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20世纪80年代曾与艾伦·威尔逊一起工作的人类学家文森特·萨里奇( Vincent Sarich)所说的那句著名的话:我们知道如今活着的人们有祖先,因为我们就在这里,但当我们看向一块化石,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有后代。事实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大多数化石看起来都很像人类,那是因为它们与我们在遥远过去的某个时候共有祖先,但它们大多并无直系后代,只代表了我们家族树上的“终结”分支。然而,人们往往还是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我们的祖先”。

……还因为他们有着与我们不同的悠久历史。一些古生物学家估计，大约在3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与现今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但也有人说两者分属不同的物种。在解剖学上、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非常不同，也与大约同时期生活在欧洲其他地方的早期现代人类不同。然而,就演化史而言，尼安德特人是最接近于当今所有人类的近亲。研究我们与尼安德特人在遗传上有何不同，将有助于我们寻找是什么让当今人类的先祖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分开。总的来说，我们将研究人类历史上最基本的部分——现代人类的生物起源，所有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这样的研究可以清晰地告诉我们，尼安德特人与我们有何关系。对我来说，尼安德特人的DNA似乎是我能想象到的最酷的东西。

……现在的很多动物,它们的祖先在恐龙统治地球时就已存在。地球上曾经有多种多样的地懒，但如今只剩下三种树懒。在我们发现现今的三种树懒并没有共同祖先之前，很多研究认为树栖式树懒可能共有某些未知但重要的生理适应能力,这使得它们哪怕是面对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的气候变化，也生存了下来。但如果它们没有共同的祖先，这种说法似乎就不成立了。更合理的解释是，它们生存下来的原因在于：生活在树上。我们在文末推测，生活在树上可能有助于树懒在人类到来后仍得以幸存，因为人类似乎已经将居于地上且行动迟缓的树懒猎杀灭绝了。究竟是生态因素，还是人为过度捕猎导致地懒这样的美洲大型动物在约1万年前灭绝?这些争论还在继续，我们很高兴古DNA可以为解开这类谜题献力献策。我们已经证明，可从几千年前的动物身上得到可靠的DNA序列，而这些DNA序列能提供足够的信息，为研究动物演化提供新的视角。

……在安德鲁的博物馆，我亲身体会到我们所研究的古动物标本是多么容易受到污染。当我和安德鲁一起检查树懒骨头的时候,我问他这些样本是否已经涂了亮光漆。让我惊讶的是，他直接拿起一块骨头舔了下，解释道:“没有，这些骨头没做任何处理。”如果骨头涂了亮光漆，它不会吸收唾液；相反，未经处理的骨头会很好地吸收唾液，所以有些黏舌头。我吓了一跳，这百余年来，不知道我们从博物馆取来研究的那些骨头已经像这样被测试过多少次。

1984年11月，当我还在努力地与测序凝胶打交道时，《自然》上发表了一篇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论文。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艾伦·威尔逊(现代人类起源“走出非洲”理论的主要构建者,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生物演化学家之一）一起工作的罗素·樋口( Russell Higuchi)，从一头100年前的斑驴(一种已经灭绝的斑马亚种，100多年前仍存在于非洲南部)皮肤上成功提取并克隆了DNA。罗素·樋口获得了2条线粒体DNA片段。他指出，正如预期的那样,斑驴与斑马更为近缘与马的关系更远。这项工作极大地鼓舞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