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拆迁,引出一个当地的民间故事,值得说一说。
话说后湖居民听说洪武爷要拆迁,都非常惊恐,集体推举了一位姓毛的老人上书劝阻。毛老人知道硬顶不行,就找了个理,说湖岛上的老鼠特别多,在这里存放黄册,很快就会被啃光。朱元璋听了以后,说请你来当黄册库的总管吧,你姓毛,与猫谐音,一定镇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绝了。朱元璋大怒,把他关在牢里。没想到毛老人颇有气节,居然绝食而死。朱元璋内心觉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庙,封他为湖神。

顺便说一句,开济这个人,实在是个国初管理方面的天才。除了里甲制和黄册四柱之外,他还一手建起了大明官员的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制度,给每个部委的文书处理都定下一个程限,根据完成情况来评判功罪。结果“数月间,滞牍一清”,大得朱元璋褒奖。

从此以后,凡是涉及田赋、诉讼、河渠工程之类的大型项目,朱元璋都把开济叫过来咨询。而开济也没让他失望,“济一算画,即有条理品式,可为世守”，可谓是明初管理学第一人。

不过开济这个人,算是酷吏,曾拟定过一部反诈伪法,极其严苛细致,连朱元璋都看不下去,嘀咕说你这是张密网以罗民啊。

有句俗话,叫“皇权不下县”。很多人将其误读为皇权管不到基层,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皇权管不过来基层。
这个话题,不能简单以“下县”或者“不县”一概而论。它并非一个“是否”问题,而是个程度问题,探讨的是政府给地方自治让渡了多少管理权。

朱元璋退的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触情绪会减轻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户帖给推行下去。他甚至还主动下诏,鼓励垦荒,说新开发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听,好啊!旧田地官府现在不追究,新田地还不用征税,那还不多干点?元末抛荒的大量田地,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垦殖,生产力迅速恢复。

至于户帖,官府说什么咱能填什么,反正是免费的。
老百姓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却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计更长远。

他们不明白,户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

朱元璋的这道圣旨,在中国的皇家文件里极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圣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见之后,都会交给专家润色一番,使之骈四俪六、辞藻雅驯,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而朱元璋的这份“户帖谕”,却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谕”。

圣旨是这么说的: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作)军。钦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圣旨写得近乎纯大白话,读起来特别寒碜。
这个文风,其实不是朱元璋首创,乃是脱胎于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发布命令多用蒙语,会有专门的译员逐字逐句直翻成汉文,再交给文学之士进
行文言修饰。有时候事起仓促,省略最后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种特别生硬的口语话文牍硬译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时候,诏书就是这种风格:“(我)
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统临戎录》,里面用硬译体记录了大量蒙古人的对话,特别有趣。


朱元璋为啥要用这么奇怪的白话文?不是因为朝中无人,而是因为他受够那些文绉绉的套话空话。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疏,前后一万七千字。朱元璋让人念直念到六千多字,还没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过来痛骂一顿。这位皇帝态度倒真认真,骂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着念,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才听见干货。

跟这些幸运儿相比,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奇葩前任留下来的一个大烂摊子。

元代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朝代,它的户籍体系叫作“诸色户计”,以繁复而著称。有按职业分的,如军户、民户、匠户、盐户、窑户、儒户、打捕户、乐户、织户采珠等等;有按贡赋内容分的,如姜户、藤花户、葡萄户;有按照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宗教信仰分的;还有为了服务于贵族而设立的投下户、怯怜口户;再往下细分,还能分成草原兀鲁思封户、五户丝食邑户、投下私属户、投下种田户等等;甚至还会细分到负责侍奉贵族老年生活的养老户,负责供养皇亲国戚的江南钞户,给公主和王妃当嫁妆的从嫁民户,隶属于寺院的永业户;等等。
顺便一说,同一类户籍下面,还按财产数量分为九个级别。

再顺便一提,不同类别的户籍,归属不同的管理机构,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比如探马赤军户归奥鲁官管理,匠户归户部管理,僧道户归宣政院管理投下户则是不同的宗王贵戚私有之物,江南钞户名义上归户部管,税收却要交诸王与驸马们。

在没发明电脑的年代,想把如此错综复杂的户籍体系理清楚,就是一百耶律楚材也没办法!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年)曾经试着抢救了一下,立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这次“阅实天下”的目的没有实现,反而弄得更乱了。

跟繁复的户籍体系相对应的,元代的户籍管理也极其简单粗暴马可·波罗在游记第二卷里,讲过一段他在杭州的见闻:“每家的父亲或家长必须将全家人的名字,不论男女,都写好贴在门口,马匹的数目也一样要载明。如有人死亡或离开住所,就将他们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单上。虽然他是以赞赏的口气来描述的,但让秦汉唐宋户籍官吏看到这个场面能吐出一口血:这管事的得多懒多糙,才会这么干啊!

萧何微微一笑,就凭我从咸阳带出来的那些户籍档案。可不要小看这些其貌不扬的简牍,它们蕴含的力量,比名将精兵更加可怕户籍的雏形,早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时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时代亦有书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是赳赳老秦。


自商鞅以来,秦国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绵密细致而著称,特别热衷于大数据。《商君书》里列举了国家兴盛需要掌握的十三类数据:官营粮仓、金库、壮年男子、女子、老人、儿童、官吏、士、纵横家、商人、马匹、牛,以及牲口草料。
其中对于百姓数据的搜集,必须倚重户籍的建设与管理。
到了秦始皇时代,郡县制推行于全国。从一郡、一县到一乡、一里乃至每一户,官府都有详尽记录。你家里几口人,年纪多大,什么户籍类别,多高的爵位,何年何地迁来,何年傅籍,养几匹马、几头牛,耕种的地在哪儿、多大,种的什么作物,税要交多少,等等,记录得清清楚楚。
而且相关档案每年还要进行更新,由专门的上计人员送到咸阳留存,以便中央随时掌握地方情况。
这套制度,在秦始皇时期一直保持着高效运转,到了秦二世时期,各地官府出于惯性也一直在执行。萧何在官府里当过主吏掾,对这些东西再熟悉不过。

顺便说一个无关的趣事,大明律有时候挺地域黑的。在《弘治问刑条例》里有一条关于“京诉”的规定:“江西等处客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若有负欠钱债等项事情,止许于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若有蓦越赴京奏告者,问罪递回。奏告情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特别指明江西人做生意打官司的,不许上访,否则问罪不说,还不予立案。
为什么这么黑人家?早在朱元璋的《教民榜》里已有揭示:“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赴京告状。”不是不接你们的案子,实在是你们太喜欢打官司了,屁大点事也跑来京城上访,朝廷实在忙不过来啊。

徽州这个地方以“健讼”著称,民间特别爱打官司。能在这个地方当父母官的,都是久经考验之辈。

这里门冷落,因为里面没有珠宝金玉,只有天下诸郡的户口版籍、土地图册、律令等文书,没人对这些写满枯燥数字的竹简有兴趣。

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会引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

在很多历史书里,作者讲到各朝开国君主时,往往热衷于描绘其在疆场上的血腥攻伐,沉醉于官廷官场的钩心斗角,对于民政建设往往一笔带过。这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君王们得了天下,税赋钱粮、民众徭役就会自动各归其位,倾心输诚。
事实上,这些琐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难事。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必须像烹小鱼一样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则一不留神就烂了。
纵观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的这一系列举措,正好是老子这句话的最佳脚注。
他的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略务实而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从“户帖”到“赋役黄册”,从百一十户里甲”到“鱼鳞图册”,从“粮长制”到“实习历事”,层层推进,有条不素。

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鳞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素,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
输血。
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
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

这是一种细致无声而又无处躲藏的恐怖,驱之不尽,挥之不去。你的生活,随时可能处于威胁之中;你辛苦积攒的钱粮,随时可能被啃噬。这个案子,被蒋知府雷霆万钧地打灭了,可陶成、陈佐这样的胥吏,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他们密密麻麻地攀附在各地府县的底层，肆无忌惮地剥害生民。

最可怜的,是那四个无辜百姓。他们平白蒙受冤屈不说,眼看碰到几个靠谱官员,可以脱罪回家,却因为朝廷斗争,重新堕入地狱,在极度痛苦和恐惧中死去。时人记录此案的笔记,多津津乐道于薛瑄与王振的斗争,却对这四个人鲜有关注。他们说过什么,他们想过什么,他们被拷打时有无求饶,临死前是什么表情,连一句控诉或呐喊都没有记载。仿佛这些人只是引发大案的若干棋子,仿佛这起案子,跟这些不幸的人已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