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在青铜、小麦和马、牛、羊传入之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与其他几大古文明有明显的不同。
什么个性呢？主要体现在血缘家族和祖先崇拜这两方面。
中国上古的信仰，除了新石器时代世界各民族普遍都有的萨满崇拜之外，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之一，甚至今天依然如此。中国人最信什么？最信的是祖先崇拜，或者说祖先有灵。

原始国家内部的关系完全是由血缘的远近亲疏决定，与家长血缘关系近的人，就处于社会的上层，距离远的人，就处于社会下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代的部落组织都属于这种社会类型。
这种原始国家的血缘结构，后来又直接演变为夏商周的政治结构。

在世界其他地方，青铜主要被用来制造兵器和农具，也就是说，是实用的……在中国商周时代，人们费心费力地制造出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主要是用来祭祀祖先。
因此，祖先崇拜是早期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
当然，祖先崇拜其实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人类早期社会共有的特征。
那么，既然是人类社会早期的共同崇拜，我们为什么说祖先崇拜是中国的独特性格，而不是人类文明的普遍性格呢？
这是因为其他发达文明在氏族制度解体时，通常打破了祖先崇拜观念，转求于与人类建立了契约的上帝，或者其他宗教。中国虽然也属于拥有发达文明的国家，却没有突破血缘社会的瓶颈，而是停留在祖先崇拜阶段。

夏王朝的出现也有世界因素的刺激。什么世界因素呢？那就是青铜文明、小麦、牛和羊从中东传到中国，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王朝的出现和发展。
六畜之中，只有一半，也就是猪狗鸡，是中国的土产。其他三种，马牛羊，都是从中亚传进来的。
它们提高了生产力。
小麦和青铜的引进，提升了中国人的组织能力。

除了青铜、牛羊和小麦，中国文明中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来自中东，马和战车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是在商代传入中国的。
此外，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因素可能是来自中东和中亚。比如中国的十二生肖。
商族人有可能是在夏代从中东来到中国，带来了天文学知识。

那么,中国文明到底是不是西来的呢？
到今天，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技术，比如青铜、马车，还有一些天文学知识，确实是从中东和中亚传入的。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断言，中国文明是西来的。
因为在这些物种和技术知识传入之前，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性格已经完全形成了。“考古学家已经揭示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且连续进化。”这些新技术不但没有改变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相反，还刺激了其独特发展。

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封闭的，北边是草原，东南是大海，西边是青藏高原。在这种地势的包围之下，是可以相互交流的中国腹地，而这个腹地的中心就是河南。

为什么中东会率先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文明呢？因为中东正好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是当时各个新石器文化中心交流的中心地带，所以它能从周围吸取到最多的信息，受到最大的刺激。因此，这个地区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都起源于中东，人类最早的农业社会、最早的城市也都起源于中东。河南也是这样，它在中国大地的各文化中心中，处于中心位置。

第一条脉络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地理位置相对独立，适合农业发展）

中国的第二条发展脉络：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农业文明发展很快，政治文明因而迅速发展，汉后循秦制，治乱循环）

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条脉络，是两头变化剧烈，中间不断循环。（周秦之变和卷入全球化之变）

第四条大的脉络，是在一头一尾两次巨变中间，中国政治和社会一方面不停地循环，另一方面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演进。（政治技术演进，皇权加重，相权变轻）

中国历史的第五条大的脉络，是边疆与中央的关系问题。（常常是边缘的被视为蛮夷的民族一统天下，汉后几乎都是东北少数民族占据半壁江山或一统天下）

今天的中国人使用的是商朝时就已经使用的文字，从字体上，已经由甲骨文演变成了楷书。我们现在读中国三千年前的诗歌（《诗经》中一些周代早期作品），会发现仍然是押韵的。今天中国人祭祀祖先的方式与商周时期大同小异。

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被中断过的文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在历史长河中湮灭，只有华夏文明一直延续下来，走到了今天。

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被中断过的文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在历史长河中湮灭，只有华夏文明一直延续下来，走到了今天。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国家，从商代开始我们就有史官了

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记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善于梳理分析自己的历史，它在现实当中就会总犯错误，甚至会总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多读几本史书，就会明智起来，没那么简单。读史关键在于方法，要善于总结和分析。

黄仁宇则解释说:“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中国在专制时代,好像皇权无限,其实大部的威权,不过矫揉造作的仪式上之装饰,实际是对内不设防以无数的小自耕农作抽税的对象,财政的收入极为微薄,各种严刑峻法也只能有选择性地、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执行。”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是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此时平息下去,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结束,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另一方面,以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海底电缆的铺设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把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说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第一次英缅战争与第二次英缅战争相距26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间隔16年,这两个国家本来都有充分的时间总结教训,大力改革。然而两国的统治者都没有进行任何反省,而是固守旧制度,继续沉睡在旧梦里。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除了加固了几个炮台外,没有进行任何内政改革,同样1826~-1852年,缅甸上层统治集团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相反,仍然如以前那样沉溺于内部斗争。尽管国家日趋贫弱,这一时期的缅甸国王仍然热衷于做功德,广建寺院宝塔。孟坑王1841年南下仰光朝拜大金塔,一次就布施了3200缅斤(将近5000公斤)的黄金。

缅甸国王之所以敢于要求英国臣服于他,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明世界大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缅甸人的世界观与中国非常相似。中国的皇帝自认为是“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所有一切国家都应该向自己臣服进贡。而相比中国皇帝,缅甸国王更为自大。历代缅甸国王几乎都宣称自己是宇宙最高神毗湿奴、湿婆或是佛陀的化身。因此,缅甸国王被认为是宇宙的主宰,被称为“水和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大地上一切的主人,总自称为“王中之王”“最高之王”“宇宙之王”。18世纪,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国君阿隆帕耶在一封致英国国王的信中就曾自称“最伟大的至善的独裁的君主……白象和黄金的主人…朕的伟大来自太阳。
之所以有相似的世界观,是因为缅甸的权力结构与中国相似。中国皇帝权力巨大,在国内实行说一不二的专制统治。而缅甸王权之专断残暴甚至超过中国皇帝,清末中国史籍《缅甸国志》记载,“缅甸为纯然君主专制政体,刑赏生死,皆出诸君王之意念,其政府以尊严顺从君主为主”。

而第一次英缅战争前的缅甸,其盲目自信,比中国还要严重。
1785年,缅甸大军挥师西向,吞并了一个叫阿拉干的王国,从此与英属印度直接接壤。1817年,缅甸兰里岛总督致信英属孟加拉总督,奉缅王旨意,要求英国人向缅甸臣服,并且献上孟加拉,交纳赋税。英国人自然并没有如缅王希望的那样前来叩头。缅王大怒,决意与英国开战,计划先征服加尔各答,后吞并整个英帝国,并派自己的儿子去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