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谈论痛苦.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在我们看来西方人很天真,因为他们不曾遭受我们一样的苦难,任何小脓疮他们都有治愈的药方。但我们是蹲过劳改营的我们是在战争中从成堆的尸体中爬出来的,我们是在切尔诺贝利用赤裸的双手拨开核燃料过来的..现在我们又坐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好像战争刚刚结束,我们都被磨碎了,我们都已经散架了。我们的语言,只有痛苦的语言。

她对我坦承，作为男人，尤拉对她更合适…只是她需要…丈夫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她必须抓住他的手…

我在那里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你认为上帝存在吗？”“如果他存在，那么死亡就不是终点。所以我不希望他存在。”

她随身带来一个包，里面装满了他的信，上面画着直升机和花朵。她一刻也不能与他分开。这是她幸福的顶峰，因为她一辈子都在追求绝对精神，而绝对精神只能存在于书信中，只通过纸笔才可能完全实现。绝对精神必须是在地上，而不是在床上。在床上是找不到绝对精神的。所有与其他人联的事情：不论是家庭还是孩子，都只是一种妥协…

苦闷，就像瘟疫一样，会袭击所有人。你坐在火车上，遥望着窗外，却无法排解苦闷。周围不乏美丽，却不能吸引目光，泪水难以抑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是的，这就是俄罗斯式的惆怅与苦闷…就算是一个人拥有了一切，还是觉得缺了些什么。人们要活着，就要忍受一切。

我当时不放奥列西雅走，恳求她不要去，但是我的妈妈说：“既然需要，就让她去吧。”需要！现在我痛恨这个词！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凭什么就得去爱祖国？我们得到过承诺，民主会让所有人过好日子，到处都是正义、公平和真诚。这一切都是谎言…人只是一粒灰尘、一粒尘埃……

我们是从哈尔科夫来的，与那里相比，美国简直就是天堂。幸福的国度。第一印象就是，我们一直在建设共产主义，但是美国人已经建成了。一个熟悉的姑娘带我们去购物，我们去了一我和丈夫都买了牛仔裤，我们很快打扮起来。要一瞧：裙子三美元，牛仔裤五美元…荒唐的价格！我们尝到了比萨的味道，喝了上等咖啡。到了晚上，我和丈夫开了一瓶“马爹利”，抽着“万宝路”。我们的梦实现了！

这个女人…给我讲述了她的父亲是怎样在一张纸上签字，承认自己是波兰间谍的——审讯员踢翻凳子，把钉子钉在她爸爸腿上，插进他的肌肉里不断旋转，就这样逼迫他说出：“好吧，那我就是间谍。”调查员又问：“是哪国的间谍？”父亲也反问道：“通常都是哪国间谍？”他们就让他选择，德国或波兰。“那就波兰吧。”因为他知道波兰语两个单词：“dziekujebardzo”和“wszystkojedno”。只是两个单词…而我呢，我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有一次我妈说漏了，好像爸爸因为酷刑而在狱中疯了，不停地唱歌…

我向维尔霍夫采夫告别，他给我看他被轧断的手指头：“我在这里已经十九个月零七天了。谁都不会放我出去的。他们都害怕。”尼古拉·维尔霍夫采夫，192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1941年被枪决，当时德国军队正在逼近这座城市，内务部处决了所有来不及疏散的被关押者。他们释放了流氓罪犯，但是所谓的“政治犯”却都被作为叛徒处决了。德国人进城后打开了监狱的大门，那里面尸体堆成了山。

在监狱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志，尼古拉·维尔霍夫采夫，1924年入党的党员。他在专科学校教书。全都是熟人…在小圈子里聊天，有人大声读《真理报》，上面有一条消息：中央政治局听取关于母马受精问题的报告。他就拿起报纸开了个玩笑说，现在党中央没有别的事情，只有处理母马受精。他白天说了这番话，晚上就被抓走了。他们用门夹他的手指头，手指就像铅笔一样被夹断了。拷打者们日夜都戴着防毒面罩。（沉默）

在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我们没日没夜地追赶载着富农的火车。在西伯利亚，我们守卫一个火车站，我打开过一个车厢，看到车厢角落里有一个男人用皮带上吊死了。母亲在摇晃手中的小孩，身边坐着一个大一点儿的男孩，正在像喝粥一样喝粪尿。“关上车门！”指挥员对我喊道，“这些人都是富农恶棍！他们不配过新生活！”未来应该是美丽的，以后一切都会美好…对，我相信！

要是想让妈妈坐下来缝纫绣花，特别是要她装点我们的家居，在房间里装饰瓷花瓶和各种珍品…她就会说你们要干什么啊！是浪费时间，庸俗的小市民！最重要的是灵魂工作，是读书…她一件衣服可以穿二十年，两件外套穿一辈子，但是如果没有普希金，没有高尔基全集，就活不下去。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感觉是在参与一场宏伟的构思，宏伟的设计…

如果你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电梯里，那么你的梦想就只有一个：打开电梯门。而当电梯门开启时，你就会感到幸福，无比幸福！这时你还不会去想自己此刻应该做些什么。

牢房里有五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有日本间谍，还有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头——他是因为一个马厩失火被抓起来的，还有一个大学生是因为说政治笑话：墙上挂着斯大林的相片，喇叭里播送着关于斯大林的报告，合唱团在唱斯大林的颂歌，艺术家朗诵斯大林的颂诗。这是什么场合？是纪念普希金去世一百周年的晚会。（我笑了，他却没有笑)大学生被判处十年劳改，不得减刑。还有一个司机，他被捕的原因是因为他长得像斯大林，确实长得太像了。

在一个普通的公共住宅，五个家庭住在一起，二十七个人，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有两个女邻居是朋友：一个有五岁的女儿,另一个是独身一人。在公共住宅中,很常见的事情就是互相监视和偷听。房间只有十平方米的人,就嫉妒那些有二十五平方米房间的人。生活…就是这样啊。于是有一天夜晚“黑乌鸦”来了那个有小女儿的女人被抓走了。她被带走之前,还对自己的女邻居喊:“如果我回不来,请好好照看我的女儿。不要把她送到孤儿院。于是她的女友就接手了那个女孩,房间也转到了她的名下。女孩开始叫她妈妈,安妮雅妈妈……十七年之后,真正的妈妈回来了。她感激得把女友从手到腿脚吻了个遍。童话通常都应该在此结束了，可是生活却有其他的结局,并不是幸福结局。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档案开放后,上面来人问这位当时的劳改营女囚犯:“您想看看自己的档案吗?”“我想。”她就拿起了自己的案宗,打开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发者,那么熟悉的字迹……原来就是自己的邻居女友,“安妮雅妈妈”,就是她告的密……您懂了吧?可是我不明白。而那个女人—她也无法明白。回到家里之后,她就上吊自杀了。(沉默)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上帝……我记得……我记得爸爸说过的话:“劳改营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