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个体怀有两个重要的目的：一个目的是确保自己的意见正确；另一个目的是通过不辜负他人的期望来赢得他人的好感。

权力机构或规范群体更为喜欢的,是那些从众者,而不是不从众者。很显然,在有些情境下人们高度期待的是从众,而不从众则会导致绝对的灾难。（eg.叛逆少年，并没为自己着想，只是一味做出与他人期盼相反的行为。）


但是,我并不是要说明,从众一概合乎时宜,而不从众一概不合时宜。在另外些情况下,从众可能导致灾难和悲剧。而且,即使那些满腹经纶、深谙世故的决策者,也可能成为特定的从众压力的牺牲品。（eg.希特勒周围的圈子被描述为一个完全从众的群体——根本不允许存在偏离。在这种氛围下,由于没有了不同的意见,即使是最残忍的行动看起来也是合理的,这一切给人们造成的是一种没有任何异议的错觉,并阻止每一个人考虑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这一事实决定了们的生活要处于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要求遵从的价值取向的紧张冲突状态之中。

但我们可以用同义词来表达十分不同的形象。我们可以用“偏离者”来代替“个人主义者或不顺从的人”,用“合作者”来代替“顺从的人”。偏离者不太可能令人联想到站在山顶页上的丹尼尔·布恩,合作者也不太可能令人联想到出自同一个模子的那些官僚。

人们都容易出现事后聪明偏差,这种偏见指的是一旦知道了某个事件的结果,人们倾向于过高估计自己的预测能力。
例如,研究表明,在一场选举结束的第二天,当被问到此前曾预测哪位候选人获胜时,尽管在选举的前一天,他们的预测并不那么准确,但人们几乎总是相信自己所预测的就是实际获胜者。

从幼儿开始，只要玛丽在诸如煮饭、缝补、玩娃娃之类从传统看属于女性的一些事情上表现出兴趣,就会得到奖赏和鼓励,而这种激励是她在橄榄球、拳击、化学等方面表现出兴趣时所远不能得到的。我们同样有理由假定,如果玛丽的小弟弟表现出对“家政”的兴趣,他不可能得到一个苏丝家庭主妇玩具作为生日礼物。
和感觉自己在小伙伴面前低人一等的乔治·伍德（黑人）一样,玛丽的自我形象可能受到了大众传媒的影响。大众传媒倾向于按文化传统所鼓励的那样将女性角色定格为:家庭主妇、秘书、护士、中小学教师等而很少将她们描绘成生化学家、大学教授,或者公司总经理。
如果将少年乔治·伍德与他的孙辈们相比,我们会发现少数族裔的自我形象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这种改变可以影响大众传媒以及社会大众态度的变化。当然,后者的变化也引起了这些人自我形象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