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0年，随着日本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投入战场，日本空军完全拿走了制空权，1941年成都913空战中国惨败，在飞虎队援华之前，再无招架能力。对于航校的学生来说，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的悲剧：他们一批批地毕业，一批批地冲上天空，然后一批批地留在了那里。有人做了统计，当时的中国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到牺牲，平均生命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从1939年开始，陈桂民、叶鹏飞、黄栋权…他们的遗物一个个寄到了“柴誉家长”梁思成和林徽因手中，每接到一次包襄，林徽因都要哭一场”。

但好像也不完全一样。我未必要用重建”来否定如今的城市，或者说，我把“重建”交给某只神秘的手，就好像这趟旅行，和以往若干次作为记者出差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是“必须做”的没有什么料必须挖到，没有什么人一定要他/她张口，没有什么逻辑链必须建立如果你把旅行当作对历史的科考（有时我仍然如此，那是记者的惯性，对“真实”的态度)，你需要穷尽所有可能，但假如你换一种看法呢？假如你把它当作一次偶然性的堆积呢？就放松地走路，放松地聊天吧。

我好奇每周五礼拜时会讲些什么，“讲就是要行善。讲人活在世界上的时间太短了，死的时间太长了，人升天哒，永久永久魂魄都在，所以要做好事”。老太太说。我愣了一下，不是为“要行善”的道德劝诫，而是为“死的时间太长了”这种表述方式。纳博科夫在回忆录《说吧，记忆》以类似描述开头：“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

不论在临大还是联大，学生们都明白高等教育不仅仅通往一个学位。它意味着把自己暴露于全新的、多元的思想中，参与开放的讨论，由此获得智识与为人的双重技能——所谓“作人”，并最终成为一个见闻广博且有行动力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