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至于学校规模,很显然4,000人或5,000人的学校会给最大城市的学生造成严重的交通问题,因为那里人口高度集中。但是,在美国城市中1,500人至3,000人的学校是非常普通的,我猜想,就教师和学生的个别接触而言,一个2,000人的学校要比4,000人的学校多很多机会,尤其是当教师一天给30名学生上5-6节课,一个指导顾问要负责500名学生的时候。在30年代,管理人员设计了一个一目了然的公式来使教师的工作量标准化和平衡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学的班级规模都稳定在30名到35名学生。（第229页）
2.
在1910年至1929年间,管理人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教育中运用工商业的价值观和实践方法,对这些措施的各个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管理者要采
取这些措施的原因的努力解释,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回头再看,不管教育管理者采用工商业价值观和实践方法的动机是什么,它给美国教育和美国
社会带来的后果看上去都是悲剧性的。当这个故事所有的脉络都交织在一起时,很明显,这个悲剧的实质是在教育里不加选择地运用了商业价值观和实践方法,而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教育的价值观和目的性。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商业世界的某些观念在教育管理方面没产生好的影响,而是因为在学校这样一种以教育学生为根本目的的机构里全盘地搬用一些工商业基本价值观和工商业技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学生。也许这个悲剧的产生并不在于教育借鉴了工商业的方法而仅仅在于它照搬了这些方法的应用。如果教育家们一直寻求的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好的产品”有时该格言被当成美国制造业的基本前提,结果也许就没有这么不幸了。但是有记录表明,其重点根本就没有放在“生产最好的产品”上,而是放在了“最低成本”上了。在所有表现效率的努力中,相关数据都不是关于“产品”的优良情况的数据,而是关于每个学生开支情况的数据。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很难判断“产品”是否优良,但大部分原因是学校董事会(和美国人们)在要求效率时指的都是“较低的成本”。（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