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至于学校规模,很显然4,000人或5,000人的学校会给最大城市的学生造成严重的交通问题,因为那里人口高度集中。但是,在美国城市中1,500人至3,000人的学校是非常普通的,我猜想,就教师和学生的个别接触而言,一个2,000人的学校要比4,000人的学校多很多机会,尤其是当教师一天给30名学生上5-6节课,一个指导顾问要负责500名学生的时候。在30年代,管理人员设计了一个一目了然的公式来使教师的工作量标准化和平衡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学的班级规模都稳定在30名到35名学生。（第229页）
2.
在1910年至1929年间,管理人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教育中运用工商业的价值观和实践方法,对这些措施的各个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管理者要采
取这些措施的原因的努力解释,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回头再看,不管教育管理者采用工商业价值观和实践方法的动机是什么,它给美国教育和美国
社会带来的后果看上去都是悲剧性的。当这个故事所有的脉络都交织在一起时,很明显,这个悲剧的实质是在教育里不加选择地运用了商业价值观和实践方法,而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教育的价值观和目的性。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商业世界的某些观念在教育管理方面没产生好的影响,而是因为在学校这样一种以教育学生为根本目的的机构里全盘地搬用一些工商业基本价值观和工商业技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学生。也许这个悲剧的产生并不在于教育借鉴了工商业的方法而仅仅在于它照搬了这些方法的应用。如果教育家们一直寻求的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好的产品”有时该格言被当成美国制造业的基本前提,结果也许就没有这么不幸了。但是有记录表明,其重点根本就没有放在“生产最好的产品”上,而是放在了“最低成本”上了。在所有表现效率的努力中,相关数据都不是关于“产品”的优良情况的数据,而是关于每个学生开支情况的数据。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很难判断“产品”是否优良,但大部分原因是学校董事会(和美国人们)在要求效率时指的都是“较低的成本”。（第234页）

虽然教育不是商业,学校亦非工厂,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否认:将某些适合学校工作的商业实践引进来是合情合理的。但它们只是达到目的的
手段——目的是为我们的儿童尽可能地提供最好的教育。若把效率和经济效益当做了目的本身,我们儿童的教育就必然会受损,而在那个效率时代,教育领域确实如此(在1962年这样的地区不胜枚举)。从商业价值来看,这也不是空穴来风。明智投资和避免浪费,在商业领域和教育领域是一样的,都非常重要。但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取决于预期产出,或用商业的术语来说,取决于所需产品的质量。降低了成本后,生产出不合格的“产品”,这对商业或教育来说都是没有效率的。对两个领域来说,真正效率的取得只能通过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或培养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来实现。现在我们已经明确,1911年之后,管理者追求的不是效率,而是以效率面目出现的节约。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因为公众只对节约感兴趣,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愿做出复杂而困难的决定来确认美国青年一代需要什么类型和质量的教育,而且接下来还要同样艰难地确定所需的培养方式是什么。（第169页）

1909年,艾尔斯发表了关于留级生的研究,此后,学校教职工便一直遭到声讨，人们指责他们没有留存档案记录并提供详细的报告。在他的书中,
艾尔斯告知教育家们,大公司将其对加工过程的记录视为最有价值的财产。
从经验出发,大公司的老板们发现,了解在加工一个炉子和一双鞋子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谁加工它,完工需要多长时间,如果它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责任究竟出在哪个环节等,会得到双倍的回报;如果大公司的老板们这样做的话,那么对负责训练公民的人而言,难道不也有这样的义务吗?例如明晰当前教育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儿童何时入学,在每一年级耗时多长时间,在哪方面进步缓慢或神速,如果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前就离开学校,那么又是何时和何因呢?（第144页）

在这一运动中,单靠声明、个人观点、个人成见是不行的。只有面对这样的学校需求和情况描述方式时,公众才会对此给予严肃认真的对待,即报告必须基于细心收集和详尽解释的数据。只有透过这些数据,用表格、彩色扇形图、曲线图表、黑线图表或其他的图表描述方式,人们才会对学校的整体工作有所了解,才能明白学校在哪些地方已瘫痪了,才能理解给教育投入这么多公共资金是理
所当然的。（第145页）

这项调查于1919年由斯图亚特A.柯蒂斯( Stuart A. Courtis)主持。作为调查研究的结果,柯蒂斯得出结论说:
在葛雷,课堂教学的最终产品质量恶劣,数量不足;产品之性能与传统的差校并无二致,没有些许特别的迹象表明已丰富的课程或是葛雷制其他特点对学生的影响是有利还是不利。年级之间的进
步相对不大,学生最终达到的水平相对较低,在任何科目上进行的简单测试与复杂测试间的差别都逐渐加大。调查的证据相当之多,且前后一致,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学生的学习粗枝大叶,行为习惯没
有得到良好的培养,以及学业成就的失败。（第137页）

作者还引用了一名让她的孩子从底特律学校退学的母亲的信件。这位母亲描述道,“孩子们行进着,这长长的线路在我看来就像工厂里未完成的福特轿车的生产线一样,不停地在教室间移动着,每过一处就被紧上个螺丝一标准、机械、可怜。”黑利女士在其文末总结道:“双部制学校就是在学校里应用工厂制,学校只要加上完工哨声就和伟大的工业厂房一模样了!"（第138页）

商业中学的本杰明·克鲁恩伯格( Benjamin Gruenberg)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报告,题为“教育工厂的效率”( Factory Efficiency in Education)。他首先指出了纽约教育者寻求校舍使用最大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于“百分之百效率的主张”。他说,应对该主张予以抵制,因为“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不仅仅是看管让学校运转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单单考虑设施与时间。我们不该对经济谬论做丝毫让步”。随后他谈到了工厂与学校的区别,以及在此机构得以应用的成功之法在彼机构遇到的难处。他说,工厂方法取得的成功与效率是基于标准化的同一产品的制造。为达此目的,原料与加工过程可以相当标准,一旦标准化,即可以反复操作。这种情形绝不会在教育上重演,由此工厂方法也不能在教育上得以运用。他指出通过扩大班级规模可以实现节省,但是,“我们不应再将扩大班级视为省钱的合法之道。然而我们又的确在认认真真地将学校的拥挤紧凑视为问题的合理的解决办法”。他反对“拥挤紧凑”有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是学校教室由几名教师交替使用,就不可能使每个教室
个性化。他承认某些类型的教室应该标准化,诸如实验室和车间,但是其他的教室,诸如本班教室不该如此安排。班级实行双部制而变得日益拥挤,这使得他所希冀的家庭般的气氛荡然无存。他说,事实上学生们甚至都没有放书本的地方,不得不整天背在身上。原因之二与蒂尔德斯雷博士的观点相近,即使在常规安排下师生接触都很困难,在双部制和三部制下这就更不可能。他指出这一点时,认为对这一新法“最直截了当的字面理解就是,师生之间仅轻触一下就各自离开了”。

葛雷计划与科学管理
在建立全年制学校的提议失败之时,另一项计划在效率时代风靡一时,那就是在常规学年里,充分利用校舍并节约资金。这一计划由威廉A.沃特( William A.Wirt)在任印第安纳州布拉夫顿市督学时提出来的,1908年他就任葛雷市督学时将该计划引进到葛雷市的学校中。沃特曾是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时的门生,他对杜威的通过联系自然学习、艺术、音乐和工业教育而使常规学术课程得以丰富的价值观印象颇深。沃特的改革是引入组织方法,这样既可以使儿童从这些特殊学习中受益良多又可以节约资源。这是通过分组制完成的,儿童从一间教室移至另一间教室。此举使得所有教室,无论是本班教室还是专用教室都处于连贯使用中。（第122页）

马克斯韦尔对用“时间浪费、精力损耗的统计研究”来判定一所学校系统的效率颇为怀疑,对这是否能给经验丰富的教师提供新信息颇为怀疑。他认为,有效率的学校这一定义应根据它为学生的生活做了什么来判定,它应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哲学的定义,然后在此基础上来制定效率的标准。他断言,对学校的所作所为的真实检测只有在学生的成年生活中方可知晓,他提醒那些认为儿童毕业就是学校的“最终产品”的人,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年人才能被真正定义为“最终产品”。

我们已经同意用价格和产品这样的字眼来衡量教育努力的成果,这样的字眼大都出现在工厂与百货公司里。但是,教育首先是与有机体相关,其次便与个体相关,与标准化的制造过程并不相近。教育的效率不该用支出的每分钱会收益多少,更不能用薪水中每美元的学生一小时数这样的字眼来测量,而应该用提升人性、做事的能力和欣赏的水平这样的字眼来测量。

这种伟大的灵丹妙药就这样被应用到了教育中。斯波尔丁的努力确实提供了一种节省教育经费的实用方法,因此使学校人员能按照自己的要求迎合各种以经济为重的批评。与此同时,斯波尔丁给管理人员的工作披上了浓重的科学色彩,不仅有助于提高管理人员的地位,而且也为他过于强调教育的经济因素提供了专业的合理化解释。鲍比特的体系具有十分精确的优点,它以工商界人士都能理解的方式对十教育进行注解。此外,如果应用它,可以使学校人员维护自己,首先让其工作显得科学化,其次使其放弃制定教育目标的责任一一更广泛地说,放弃规划课程内容的责任,而把这些职责交给工商界。按照鲍比特的计划去做,学校人员就变得机械化了,他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最佳途径完成所交给的工作。
这些建议有一定优点,但它们也有缺点,这些缺点从根本上说是教育方面的。斯波尔丁的建议的若干不合理之处之前已经讨论过了。鲍比特体系中最不幸的方面是他邀请外行尤其是商人来干预学校工作;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过于简单化、机械化,也缺乏对教育作为一门艺术的理解,这使他总是把工业中的管理层及工人与教育中的管理者及教师进行对比:一方面,他构建起管理人员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又限制教师的自由;对于教育的科学根基究竟是什么,他的理解根本不现实。

他建议说,监督者应该仔细研究所运用的各种方法,评估其结果,选择最佳方法,然后再投入使用。对于具体怎样做,他做了如下阐述:
假设某些学校每周拿出60分钟时间做书法练习,一组学校以30分钟为时间段,每周两次;另一组学校每周三次,每次20分钟;第三组分五次练习,每次12分钟;第四组每周练习六次,每次10分钟,或者是每天两次,每次几分钟。现在假设从学年的第一周起,人们就开始评估这些学校,用桑代克或艾尔斯的书写量表来测量其质量,用秒表来测试其速度。如果到学年末时,再以同样方式对其进行评估,就有可能知道怎样分配这60分钟来教书法效果最好。③
鲍比特说,建立起这样的科学程序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使教育超脱于各种意见之外,有一个更为确定的根基。如果不这样做,监督人员就会孤立无援,因为他的意见不见得比教师们的更好。

1.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一,提出工人工作中每一动作的科学方法,以代替过去单凭经验从事的方法。
第二,科学地挑选工作,并对员工进行培训和育,使之发展,而不像过去那样由工人各自选择工作,并各尽所能地进行自我培训。
第三,与工人热忱合作,以确保所有工作都按照所制定的科学原则行事。
第四,管理者与工人的工作和职责应是均分的。管理者应该承担起那些自身比工人更胜任的工作,而在过去,管理者把几乎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职责都推给了工人。
2.科学管理机志制
科学管理机制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进行时间与动作研究,对工作的不同组成部分设计出单位时间。泰罗认为这是“目前科学管理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对那里正在进行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做仔细的、详尽的研究。
科学管理机制的第二个因素:标准化。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与时于间和动作研究相互关联的,因为在对工作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某些工具和动作已经作为标准被采纳了,在确定最好最快的工作方式时,这些标准因素是必需的。③人们通过小规模分析得出标准工具和标准动作,然后在工厂里的类似工作中加以应用。泰罗指出,这些标准不是绝对不变的。他倡导要不断对之进行研究,寻找更好更快的方法。
科学管理机制的第三个要素被泰罗认为是“或许是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任务观念。①泰罗相信,资方有必要明确规定每个工人每天的任务。第二部分是奖金计划和惩罚。
第四个因素被泰罗称为职能工长制( functional foremanship)。一件在经过科学研究之后,各个细节都得以规范化,任务被分配下去之后,教给工人新的工作方法并确保工作按正确的方式进行。
泰罗制的最后一个必需介绍的主要要素就是计划部门。泰罗认为“车间里的全部工作,都不是由经理、主管或领班管理,而是由计划部门来管理”④。计划部门的工作就是对时间和动作进行科学研究,设计出做某一工作的科学方法,其中包括制定很多的准则、法规和条例来代替对单个工人的评判。⑤即使是基本的体力劳动,也要计划和制定科学的工作方法。

1.19世纪后叶,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的丰富成就,而物质的反映为两大方面的进步,对1900年以后的美国社会和教育影响巨大。其中一个是工商业声望和影响的上升,以及伴随而来的美国工商业价值观和实践的持续扩张。另一个是历史上著名的由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发起、由揭露丑闻的记者打先锋的改革运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和学校管理者的软弱性,为形成美国社会的某种状况做出了贡献,该状况能够解释弗雷德里克·泰罗( Frederick Taylor)科学管理制度的巨大作用以及工商业观念对1911年以后美国社会和教育的持续影响这一事实。

2.这样,商业意识持续不断地在美国生活的血脉里传播开来。当揭黑记者们赞扬“现代商业方法”和“效率”而且在公众的头脑里将进步与改革与此相关联的时候,商业意识形态不是被减弱了,而是被加强了。通过强有力的保护运动( conservation movement)也加强了商业观念,因为对保护的强调融合并强化了减少浪费这种顺理成章的行动,而减少浪费是与现代商业方法联系在一起。所以,当美国人想到要改革学校的时候,很自然地会采用商业方法去实现他们的目标。
3.无论是哪一种途径,其影响都会以建议或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学校就会以更加商业化的途径和方式来组织和运作,其重点会立刻放到更具实践性和实用性的教育上。
1900年至1925年间,让学校的组织和运行更商业化的过程已经达到相当标准化的程度。这一过程包括将学校与工商企业进行了并不合适的比较,也包括在教育方面采用工商业标准(如经济和效益),还包括建议教育者采用工商业的实践经验。
4.1911年前,商业对教育影响的另一种表现是努力使学校的课程更具有实用性③,这一方面说明了这种商业影响的本质和力度,另一方面说明了教育家的反应。这种压力的最为特定的结果是职业学校的建立和在原有中学里开设职业课程以及人文研究的衰落。功利主义运动从小学到大学普遍弥漫开来实用主义运动的模糊而重要的必然结果是反知性主义,那时候,在人们言语中一般会出现“纯学者教育”或“纯书本学习”这类词语。

可以肯定的是,管理者软弱性归咎于我们传统上学校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产税的方式,这需有根本的改变。只要教育工作者拿着刀对着他们的资金渠道迟疑不决,职业自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解决教育家获得充分的职业自主权的问题,与他们具有才干,受过良好训练和教育,赢得普通公众的尊重并愿意赋予这种自主权的问题是分不开的。要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和大学必须提高学校管理者的入学标准,必须提高其课程的质量。让那些学问低下的教育者取得自治权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同样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却把他们放到微不足道、岌岌可危、软弱无力的位置上,也是毫无意义的。美国人不会同意前者,更不能忍受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