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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内容简介: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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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 收起 ]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48.00元
ISBN:754953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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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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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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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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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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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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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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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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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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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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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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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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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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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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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王芸生与199年以后的《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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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共产党人从来相信,新闻报刊理当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政党手中,用以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有力的工具。因为“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从而最有利于达成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政治目的。因此,共产党人一旦握有政治权力,一定会把一切新闻报刊,乃至于其他各种可能被用来进行思想宣传的传播手段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采取一种从传媒到文化到思想的严格的统制政策。中共从在江西等地创立根据地,开始握有政权之日起,在切割据之区域即无不如此行事。即使是抗战期间奉行“三三制”,公开承认其他党派可在陕甘宁边区办党办报的情况下,根据地的新闻报刊实际上也仍旧实行的是一元化的党化管理的做法,
保持着高度的舆论一律。
麦兜史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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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5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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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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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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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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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其实,综合美国国务院相关机构和中国新闻总署1950年的统计,新中国建国后比1948年报刊数已全面减少。1948年中国报刊数大约为1450种,新中国建国后到1950年只剩下624种。其中报纸有281种,私营报纸只有55种。上海1947年有报纸96种,1949年中共占领上海后,领取申请登记表希望继续出版和想要新办报纸者虽有43家,最后却只批准了14种。这14种报纸中,属于公众性报纸的只有区区10种,1949年7月时发行超过两万份的只有6种。
报纸少了,各报读者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这是新中国建国后报刊发行上出现的最吊诡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报纸的经营状况严格说来没有多少关系,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城市中读得了报纸和买得起报纸的人数大大减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新中国建国后对外贸易严重受阻,自身造纸能力不足,新闻纸一度十分紧张,以至于一段时间里“报纸的售“销数越多,报馆赔钱也越多”,各报不得不涨价。另一方面,中共占领上海后,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受过教育、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逃走了,能读报的读者人数明显减少。除了中共夺权造成大批读报人逃亡或被压制以外,造成报纸销售量大幅下降、私营报纸难以为继的还有其他原因。有报人当时就指出过:“都是新华社、塔斯社一个样的消息,市面又是在日趋萧条,即便(各报)把登记办妥,他究竟能够维持几时呢?”时任上海《大公报》副总编辑的李纯青则认为,私营报纸转入颓势还有另外的原因,即:“解放后,共产党党报的宣传享有最高的威信,每个人都需阅读党报,没有它便不能指导自己的日常言行。”《大公报》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作用,再加上其自身也失去了原有的特点和长处,版面内容再也引不起读者兴趣,它自然要陷入困境。
麦兜史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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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5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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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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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思想改造再获“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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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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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誓以余力办《大公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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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北迁合并后的内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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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整风运动中坦露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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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报社内部的“反右”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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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毛泽东保护下没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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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新手埋葬《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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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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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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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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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罢考风波与加入“大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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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生救国与精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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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权论战中的“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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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编《华年》的涉政言论
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是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租界被捕的,几天后以危害民国罪移送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军法司监狱看押,进而交江苏高等法院审理。次年4月开审,章士钊以律师身份为陈独秀做了无罪辩护,明确认为:不能因言定罪,更不能因反对国民党、反对政府,定为危害民国罪。
潘光旦明确表示支持章土钊的辩护理由,他并进一步指出:在欧美宪政各国,包括在日本,法律规定用暴动或革命的方法来推翻政府,构成犯罪,是有前提的。即在它们那里,人民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如投票,来推翻旧政府,选择新政府。“假使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容许人民以合法的手段(如宪政国家的不信任票之类)推翻政府的话,那末暴动一类的行动,自应予以严厉的惩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人民因得不到选择政府的合法权利,也就不能不总是诉诸暴动或革命。比如,“国民党的北伐,我们叫做革命,然衡之法理,本身就是一种暴动的非法手段。但以当时北洋军阀把持政权,人民没有推翻它的合法手段,所以才取非法手段,事成之后,也就为天下所共谅”。
麦兜史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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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7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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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陷“一•二九”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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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学潮态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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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寄希望于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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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由理想与苏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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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二•一”惨案时的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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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李闻案的刺激与影响
当然,潘光旦基本的政治理念没有丝毫改变。他依旧从自由的角度,想要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因此,他根本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化的所谓“主义”,不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他这时发表文章再度解释说,一切观念或方法一旦变成“主义”,势必趋于武断,变成教条,亦即被偶像化。对194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举办的国际自由主义大会发表的激烈抨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宣言”,他评论道:“大凡激烈抨击一种东西的人,自己必有另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要打倒别人的偶像的人,自己必另有其偶像,自己必受此偶像的支配,自己必也不自由。我可以想像[象],这一班参加大会的人,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自由思想者,是民主主义者,而不是民主生活者,自己是大禹皋陶一般的圣人,自己的信仰是天经地义别人与其信仰才成为洪水猛兽,否则又何至于如是其深恶痛绝呢?”在他看来:“共产与社会主义,从个人主义的立场看,是洪水猛兽;个人主义,从共产与社会主义的立场看,又何尝不是?惟其彼此以洪水猛兽相视,我们的世界才演成了今日的局面。”
麦兜史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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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8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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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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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政权区别对待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国民党人的政策从来就是有区别的。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讲:蒋介石有大有小,“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正是依据这种原则,中共建国后共捕获国民党省军级以上高级战犯544名,近半数因“全国知名”,最后多教育释放;而“没有全国意义”的地方性战犯,审问无价值后,相当部分就以“血债累累,罪恶极大,非杀不足以平民愤”,按反革命分子论刑杀掉了。
麦兜史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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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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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愿以教读终老”的无奈
对每周固定的政治学习制度,以及各种造势表态的大会小会,他(潘光旦)虽从不公开反对,并坚持出席,内心里却最难适应,日记中也颇多批评。他认为,这已经成新政权的一套仪式,“少数人导演,较大之少数人表演,更大之少数人跑龙套,而绝大之多数观场”,且讲话者必定是“满口马列八股”。对诸般新事物、新现象、新做法,难以习惯,又不能像过去那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除学校外,又得不到外界重视;眼看过去许多友人,甚至是同事、学生,如今纷纷成为新政府的座上宾,诸多和潘光旦处境相近者自不免对那些出入于北京饭店的民主党派领袖或社会名流颇多批评和讥讽。这种心态,无疑也是让多年来总是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自诩的潘光旦倍感寂寥的重要原因。直至开国庆典后,他仍是这种心态。当有人问他,值此新国初建之时,他有何志愿时,他竟多少有些负气地回答说:“愿以教读终老。”
麦兜史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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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了跟上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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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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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说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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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周恩来做自我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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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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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能把进步说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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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越抹越黑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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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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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落难之际的师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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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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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跟党走”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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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土家族争名而惹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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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罗隆基小集团”陪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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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孝通反党活动“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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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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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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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事实证明,自古希腊以来几乎所有着眼于人类命运和前途问题的重要思想家,都不同程度上为在人类社会建树自由、平等与公平、正义、和平的理念,做出过贡献。正是因为他们前赴后继的不断努力,当今人类社会才会对历史上原本不被置疑的压迫、掠夺、侵略、战争,以及种种严重伤害人权的残暴行为,逐渐形成了批判性共识,并据此缔结了或制定了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在相当程度上威慑和抑制了历史上大规模野蛮伤害人权的残酷暴行的持续上演。尽管涉及到文化观念、道德价值的改变从来都极其缓慢,但人类文明的进化却始终是在艰难前行。不必和一两千年前的野蛮社会比,就是和几十年前相比,人类社会在这方面的进步幅度都是历历在目、清晰可见的。
能不能看出历史发展的大势,能不能站在“人”的角度看社会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本书所谈论的知识分子的所谓“软弱”或“背叛”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过去所以不易产生出卡尔·雅斯贝尔斯那样完全不为“叙拉古的诱惑”所动摇的大思想家或大知识分子,恐怕既有中西文化和制度结构差异的影响,也和社会发展阶段滞后有关。
如前所述,越是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越是容易崇尚集体主义,甚或是整体主义的制度主张。但是,任何基于自由、平等原则和公平、正义理念为争取族权、国权而努力的知识分子,都绝不应让自己沦落到要去为丛林法则辩护的地步。必须看到,越是以整体主义哪怕是过多地从集体主义的心态看待民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就越容易造成充满悲情意识的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任何知识分子一旦陷入到民族主义的悲情或亢奋之中,不仅变不成以“世界观点”来看待民族国家问题的“世界公民”,被“叙拉古的诱惑”所俘虏,忘记甚至背弃自己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怕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麦兜史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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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第二章 王芸生与199年以后的《大公报》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五、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六、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七、思想改造再获“解放”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获
九、誓以余力办《大公报》的决心
十、北迁合并后的内部危机
十一、整风运动中坦露心声
十二、报社内部的“反右”清洗
十三、毛泽东保护下没成右派?
十四、新手埋葬《大公报》
第三章 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
一、引言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
(一)罢考风波与加入“大江会”
(二)优生救国与精英主义
(三)人权论战中的“外行”
(四)主编《华年》的涉政言论
(五)身陷“一•二九”风波
(六)对学潮态度的转变
(七)寄希望于中央政府
(八)自由理想与苏俄阴影
(九)“一二•一”惨案时的矛盾心理
(十)李闻案的刺激与影响
三、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一)新政权区别对待的策略
(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三)“愿以教读终老”的无奈
(四)为了跟上新时代
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一)“非说不可了”!
(二)学周恩来做自我检讨
(三)“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
(四)不能把进步说太多了
(五)越抹越黑的检查
(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
(七)落难之际的师生之情
(八)“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
五、“跟党走”的尴尬
(一)为土家族争名而惹祸
(二)为“罗隆基小集团”陪绑
(三)费孝通反党活动“发明人”?
(四)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五)“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六、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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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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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第二章 王芸生与199年以后的《大公报》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五、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六、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七、思想改造再获“解放”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获
九、誓以余力办《大公报》的决心
十、北迁合并后的内部危机
十一、整风运动中坦露心声
十二、报社内部的“反右”清洗
十三、毛泽东保护下没成右派?
十四、新手埋葬《大公报》
第三章 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
一、引言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
(一)罢考风波与加入“大江会”
(二)优生救国与精英主义
(三)人权论战中的“外行”
(四)主编《华年》的涉政言论
(五)身陷“一•二九”风波
(六)对学潮态度的转变
(七)寄希望于中央政府
(八)自由理想与苏俄阴影
(九)“一二•一”惨案时的矛盾心理
(十)李闻案的刺激与影响
三、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一)新政权区别对待的策略
(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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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周恩来做自我检讨
(三)“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
(四)不能把进步说太多了
(五)越抹越黑的检查
(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
(七)落难之际的师生之情
(八)“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
五、“跟党走”的尴尬
(一)为土家族争名而惹祸
(二)为“罗隆基小集团”陪绑
(三)费孝通反党活动“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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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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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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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少了,各报读者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这是新中国建国后报刊发行上出现的最吊诡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报纸的经营状况严格说来没有多少关系,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城市中读得了报纸和买得起报纸的人数大大减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新中国建国后对外贸易严重受阻,自身造纸能力不足,新闻纸一度十分紧张,以至于一段时间里“报纸的售“销数越多,报馆赔钱也越多”,各报不得不涨价。另一方面,中共占领上海后,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受过教育、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逃走了,能读报的读者人数明显减少。除了中共夺权造成大批读报人逃亡或被压制以外,造成报纸销售量大幅下降、私营报纸难以为继的还有其他原因。有报人当时就指出过:“都是新华社、塔斯社一个样的消息,市面又是在日趋萧条,即便(各报)把登记办妥,他究竟能够维持几时呢?”时任上海《大公报》副总编辑的李纯青则认为,私营报纸转入颓势还有另外的原因,即:“解放后,共产党党报的宣传享有最高的威信,每个人都需阅读党报,没有它便不能指导自己的日常言行。”《大公报》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作用,再加上其自身也失去了原有的特点和长处,版面内容再也引不起读者兴趣,它自然要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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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毛泽东保护下没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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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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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权论战中的“外行”
(四)主编《华年》的涉政言论
潘光旦明确表示支持章土钊的辩护理由,他并进一步指出:在欧美宪政各国,包括在日本,法律规定用暴动或革命的方法来推翻政府,构成犯罪,是有前提的。即在它们那里,人民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如投票,来推翻旧政府,选择新政府。“假使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容许人民以合法的手段(如宪政国家的不信任票之类)推翻政府的话,那末暴动一类的行动,自应予以严厉的惩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人民因得不到选择政府的合法权利,也就不能不总是诉诸暴动或革命。比如,“国民党的北伐,我们叫做革命,然衡之法理,本身就是一种暴动的非法手段。但以当时北洋军阀把持政权,人民没有推翻它的合法手段,所以才取非法手段,事成之后,也就为天下所共谅”。
(五)身陷“一•二九”风波
(六)对学潮态度的转变
(七)寄希望于中央政府
(八)自由理想与苏俄阴影
(九)“一二•一”惨案时的矛盾心理
(十)李闻案的刺激与影响
三、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一)新政权区别对待的策略
(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三)“愿以教读终老”的无奈
(四)为了跟上新时代
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一)“非说不可了”!
(二)学周恩来做自我检讨
(三)“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
(四)不能把进步说太多了
(五)越抹越黑的检查
(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
(七)落难之际的师生之情
(八)“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
五、“跟党走”的尴尬
(一)为土家族争名而惹祸
(二)为“罗隆基小集团”陪绑
(三)费孝通反党活动“发明人”?
(四)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五)“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六、余论
能不能看出历史发展的大势,能不能站在“人”的角度看社会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本书所谈论的知识分子的所谓“软弱”或“背叛”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过去所以不易产生出卡尔·雅斯贝尔斯那样完全不为“叙拉古的诱惑”所动摇的大思想家或大知识分子,恐怕既有中西文化和制度结构差异的影响,也和社会发展阶段滞后有关。
如前所述,越是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越是容易崇尚集体主义,甚或是整体主义的制度主张。但是,任何基于自由、平等原则和公平、正义理念为争取族权、国权而努力的知识分子,都绝不应让自己沦落到要去为丛林法则辩护的地步。必须看到,越是以整体主义哪怕是过多地从集体主义的心态看待民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就越容易造成充满悲情意识的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任何知识分子一旦陷入到民族主义的悲情或亢奋之中,不仅变不成以“世界观点”来看待民族国家问题的“世界公民”,被“叙拉古的诱惑”所俘虏,忘记甚至背弃自己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怕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征引文献要目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