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自古希腊以来几乎所有着眼于人类命运和前途问题的重要思想家，都不同程度上为在人类社会建树自由、平等与公平、正义、和平的理念，做出过贡献。正是因为他们前赴后继的不断努力，当今人类社会才会对历史上原本不被置疑的压迫、掠夺、侵略、战争，以及种种严重伤害人权的残暴行为，逐渐形成了批判性共识，并据此缔结了或制定了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在相当程度上威慑和抑制了历史上大规模野蛮伤害人权的残酷暴行的持续上演。尽管涉及到文化观念、道德价值的改变从来都极其缓慢，但人类文明的进化却始终是在艰难前行。不必和一两千年前的野蛮社会比，就是和几十年前相比，人类社会在这方面的进步幅度都是历历在目、清晰可见的。
能不能看出历史发展的大势，能不能站在“人”的角度看社会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本书所谈论的知识分子的所谓“软弱”或“背叛”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过去所以不易产生出卡尔·雅斯贝尔斯那样完全不为“叙拉古的诱惑”所动摇的大思想家或大知识分子，恐怕既有中西文化和制度结构差异的影响，也和社会发展阶段滞后有关。
如前所述，越是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越是容易崇尚集体主义，甚或是整体主义的制度主张。但是，任何基于自由、平等原则和公平、正义理念为争取族权、国权而努力的知识分子，都绝不应让自己沦落到要去为丛林法则辩护的地步。必须看到，越是以整体主义哪怕是过多地从集体主义的心态看待民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就越容易造成充满悲情意识的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任何知识分子一旦陷入到民族主义的悲情或亢奋之中，不仅变不成以“世界观点”来看待民族国家问题的“世界公民”，被“叙拉古的诱惑”所俘虏，忘记甚至背弃自己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怕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当今的民族国家是一种客观存在，身为一族一国之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关心本族、本国的问题，不可能不研究造成本民族、本国家与他民族、他国家间纷纷扰扰的利益冲突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但是，现代知识分子不能像古代思想者那样，见木不见林，多半只生活在自己族群意识之中。现代知识分子理当谨守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他们应该清醒地了解自己选择站在被压迫的阶级、民族、国家一边的根本原因何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汉娜·阿伦坚持认为，知识分子理当不同于政治家，他们本质上理应是世界公民，他们的一切思考都应该站到整个人类的立场和高度上来。对本族、本国问题的关心，首先应该基于人性、人道、人权的关心；对民族国家间矛盾冲突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研究，同样也应该基于人性、人道、人权的观念和公平、正义的原则考虑问题。不论今人对民族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前景怎样解读，也不论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或国家抱有何种看法与情感，摆在每一个号称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或自认为属于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读书人面前的一个起码的要求就是：作为人类精神生产者和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守护者，知识分子理应把对人的关怀，放在首位；理应把普世性的道德伦理标准和对公平、正义、和平理念的坚守，放在首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理应把对国族的关怀与对人的关怀统一起来，要基于人性、人道、人权的观念和公平、正义的原则来认识和处理国族的问题。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尺度从来不是按照民族国家生成的步伐前行的。从部落，到城邦，到王国，到专制帝国，再到现代民族国家，人类社会按照整体性原则哪怕是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前行的每一步，都不可避免的会充满了争夺、暴力、压迫和血腥。然而，人类社会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进程，也一直在沿着重人性、讲人道、争人权的道路艰难前进，一直在和强调整体、忽视个体的整体主义所催生的压迫与暴力相抗争。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问题，用法律的形式把人们强行限制在一块相对固定的地界之内，与周边其他地界内的人们相互隔离，限制人们自由流动的这种“民族国家”，充其量也不过只有最近二三百年的历史。越是经济晚发达或不发达地区，这种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还越晚。20世纪一百年里，民族或国家分分合合，无休无止。也正因为如此，欧洲发达国家的知识精英长期以来并不认真看待这一“民族—国家”现象。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就已经断言民族国家即将消亡；一百年后汤因比推出其鸿篇巨制的《历史研究》，仍毫不含糊地宣称：寿命有限的民族国家不能当做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雅斯贝尔斯也同样预言：“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由于还有往昔留存的幽灵，仍然存在甚至还在增强关于民族主义的谈论，然而它已不再是政治决定性事件中的因素”了。直到20世纪末，苏联东欧全面解体，再度分裂出诸多小民族、小国家，研究20世纪史著作等身的霍布斯鲍姆仍坚持认为：作为一种带动变革的力量，民族国家已经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

记得好几年前看过一部名叫《停战之夜》（Joyeux Noel）的影片。片头是德、法、英三国儿童在教室里朗诵本国政府告知国民的战争理由，说什么这是保卫祖国之战，每个公民都要不惜代价为国效力云云。片子接着就把镜头转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联军与德军血腥战斗场面，无数普通士兵倒在战场和壕沟里。但就这一场看似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敌对情绪的战争期间，在法国巴黎附近的战场上，竟然上演了一幕十分感人的场景：圣诞之夜，随着一声友好的问候，敌对双方官兵试探着从各自战壕里走了出来，互相交换圣诞礼物，进而开始一同祈祷、歌唱、踢球，自动休战了三天。这部影片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过的一件真实的事情，它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所谓民族国家与每一个普通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在上千年前他们多半就源自同一个民族，再古老的时候，他们中间许多人还有血缘关系。至少，像这场打着“保卫祖国”的崇高旗号的残酷战争，原本就不是千千万万具有善良本性的普通人所需要的。

由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故事不难看出，世人对知识分子其实充满宽容和理解。没有人要求知识分子冲上政治第一线，没有人认为只有加入抵抗力量，或上街游行、示威、喊口号，才算是不妥协。人们甚至不要求知识分子拿起笔做刀枪。即使在还有一定言说空间的社会里，人们固然乐见像马克·吐温或鲁迅，甚至是殷海光那样的社会批评家，但相对于人类历史，相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有人都清楚，我们更需要那种能够用理性之光照亮整个人类前进方向的大思想家，亦即需要那种真正属于全世界的大知识分子。
20世纪以来，不独中国，悲叹、痛斥知识分子软弱、背叛，甚或正在消失的西方学者的著作文章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像古希腊众多哲学家，以及十七、十八世纪众多思想家那样，以人世真理，以人性、人道、人权，以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尊严作为研究对象，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全面地进行思考、研究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越来越少。相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到处都被工业化促成的专业化、技术化、行政化，加上市场化的发展趋势所左右，一方面助长了物质主义和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一方面加剧了因经济发展和竞争引起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多数国家的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拧在了自己国家的发展机器上，只与“自己人”同呼吸、共命运，以至渐渐忘记了作为本应属于全人类的知识分子，自己的那一份使命与责任了。

没有人能像雅斯贝尔斯那样，使我们克服对于公共领域的不信任……他像康德那样，不止一次地离开学院范围及其概念化的语言，去向一般的读者大众发言。而且，有三次他直接切入到时代的政治问题中：第一次是纳粹上台前不久所写的《现时代的人》（Man in the ModernAge, 1933）；第二次是在第三帝国陷落后不久的《德国罪行问题》（TheQuestion of German Guilt）；然后就是今天的《原子弹与人类未来》（TheAtom Bomb and the Future of Man）一书。因为他知道，正如政治家的行动所表明的那样，政治问题是如此严肃，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它交给那些政客。
雅斯贝尔斯对政治领域的肯定是极不寻常的，因为它来自一位哲学家，来自作为他全部哲学活动之基础的那个根本信念：哲学和政治关系到每一个人。这就是它们的共同点，也是它们归属于公共领域的原因，在其中人的人格及其检验自身的能力得以展现出来。
汉娜·阿伦特不无感慨地告诉世人，和那些“只需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的政治家不同，雅斯贝尔斯是极少数真正用“世界观点”看世界的“世界公民”。他的无比杰出，就在于他始终热情洋溢地想用自己发现的真理给世界带来光明。他希望的，“是在整个人类面前承担自己的责任”，是想要使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像火花那样，闪耀出明亮的光。

能够在那样恐怖和残酷的环境中坚持下来而不屈服，让战后的卡尔·雅斯贝尔斯赢得了很多赞誉。但谦逊的他从不接受什么“英雄”的称号。他讲得很诚恳：“我们这些幸存者没有去寻求死亡。当我们的犹太朋友被押遣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上街示威，也没有大声呐喊。……我们苟且地活着，其理由尽管是正当的，但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这个理由便是：我们的死亡无济于事。”
没有人会因此责难他。相反，世人更多地从他的坚持中看到了理性的力量。传记作家萨尼尔满怀敬佩地写道：在如此黑暗的时期，卡尔·雅斯贝尔斯竟然仍旧能同妻子一道勤奋地工作不息。不是为读者，而是为自己。在他看来，这种镇定和坚韧，关键在于这位哲学家始终保持着“科学的纯洁性、信仰的明晰性、对理性的执著、伟大传统的实质”这一“基本意志”。
汉娜·阿伦特是卡尔·雅斯贝尔斯最好的朋友和同道之一。她的赞赏与评价应该最准确和最有分量。而她对雅斯贝尔斯的高度赞扬，其实可以集中在两个字上：“人性”（humanitas）。她写道：
这整个灾难事件从来都不能诱惑他放弃“人性”——这就是他的不可冒犯之处。对于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比抵抗和英雄主义重要得多的东西。它意味着一种无须证明的信心，意味着一种确信：在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时代中，有一件事绝不会发生。雅斯贝尔斯是完全独立的，他所代表的并不是德国人，而是德国人中仅存的humanitas。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雅斯贝尔斯更能折射出其人性光芒之处，是当他经历并认识到人类黑暗和罪恶的可怕之后，“懂得了什么是整个人类事务领域中最本质的东西”，进而能够努力通过写作把自己的研究主动与学界中人往往不屑一顾的政治联系起来的那份激情。她写道：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当今的说法五花八门，但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做“社会的良心”。这里的“社会”，既是指知识分子生活的人群，如族群、民族、国家那个小社会，更是指包含了全世界人类整体的那个大社会。知识分子个人活动的舞台固然多在小社会，但知识分子用以衡量公平、正义的良心尺度，以及探求公平、正义的根源与意义的出发点，却必须以人类这个大社会为根据和范围。换言之，知识分子理应是汉娜·阿伦特所推崇的“世界公民”，理应拥有“世界观点”，不应该画地为牢，仅以“一族、一国、一阶级”的集体利益和前途为奋斗目标。就像卡尔·波普尔所说以及20世纪历史已经再三证明过的，集体主义观念驱动下的阶级利益或国族利益与前途，不能依据利他主义原则切实把握的话，常常会变成事实上的集体利己主义，甚或整体主义，进而变成冲突、扩张、压迫和暴力的堂皇借口。因此，知识分子，无论在任何场合与任何范围，都应该“以人为本”；他们承担的社会良心的职责与使命的对象，首先都应该是，也必须是“人”（human being）。
究竟什么样的人，在今天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中国现代史的视野中，雷震、殷海光是不能不提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是因为相信和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的，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就默认了国民党在台湾的所作所为，而是敢于为普通百姓出头来争公平和正义。但在这里，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那种以人类为关怀对象因而拥有“世界观点”的大知识分子或大思想家。为此，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那个与海德格尔齐名的德国大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情况和世人的评价。在身陷法西斯黑暗统治的11年里，这位坚持不合作的大哲学家，虽然因为国际知名，没有家破人亡，但因太太是犹太人，仍不得不时时面临恐惧，且长期不得工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向纳粹政权妥协，且不惧各种胁迫坚持与他的犹太妻子同生共死。只是因为美军的及时占领，他和他太太才得以免除了几乎要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一场灭顶之灾。

研究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时，一方面要充分理解，甚至肯定知识分子关怀现实政治之“忍不住”的正当性，一方面更要正视知识分子贸然站上政治舞台去参与政治本身的极大冒险性。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从张东荪到胡适，他们追求终极真理的热忱及力图改造现实政治的抱负再不实际，也应给予同情之理解，但坦率指出他们思想政治眼界及性格能力方面的局限性，对后来者可能更有意义，也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今天及以后的人而言，我们固然应该了解任何知识分子都会犯错误，因为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先天就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局限，他们所处的时代及环境、条件，更会极大地限制他们的思想和眼界；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作为思想者的知识分子并非普通人，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要为社会、为人类探求真理和守护正义与公平，他们理应洞悉自身和历史的局限之所在，了解人类历史进化发展之大势，谨守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如果他们也像众多只知从现实利益着眼的政治家或普通人一样，或因狂妄，或因短视动辄出错，其影响可能就不止于其个人，而有可能会因指错路导致无数人站错队了。

四
结合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马克·里拉和卡尔·波普尔讲的那个不同版本的叙拉古的故事，我们应该很容易看出，在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之间其实常常布满了危险的陷阱。这中间，有些毫无疑问原本就是充满了权力机诈和利益冲突的政治场中早早就埋设好了的，有些却是习惯于形而上的理性思考者在面对完全不能靠逻辑和道理来解决的实际政治问题时，腿脚不便才会跌落的路边的深坑。本书在前言中所以会专门讨论瞿秋白的自我解剖，在对张东荪案的叙述中所以会特别着重介绍他的自负性格，在对潘光旦“历史问题”的说明中所以会特别注意讲述1930—1940年代他在自身所经历的各个重要事件及重要问题关头政治态度的摇摆，也正是想要提醒读者了解这方面情况。

可以肯定，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成长，十七、十八世纪“意识形态时代”的产生，包括此后诸如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阶级主义之类集体主义观念和信仰会拔帜而兴，多半都是和资本主义这个特殊历史时段所造成的巨大历史变动及其复杂的矛盾冲突分不开的。不要说那些谋求集体强权以夺取民族、国家或群体利益的集体主义者，即使是那些普通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自由、平等或公平、正义原则的格外敏感，在此种现实的政治变动、欺凌、压迫及伤害面前，他们又如何能够无动于衷，埋头于对科学真理的追求，而不参与到这种集体的抗争中去呢？这种为了获得公平与正义的强力抗争，一旦发展到必须要靠强力来维持整体利益才能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竞争中获得尊严与发展条件的时候，谁又能保证它不会走到集体利己主义的方向去，造成更多外部紧张与冲突呢？而大批原本就很落后，内部四分五裂的国家成立之后，谁又能保证那些靠强力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反过来在内部压迫和伤害个人权利与自由，走上整体主义的道路去呢？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吊诡。
为了自己的国家、民族，20世纪众多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和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的设想，在本质上恐怕没有太多区别。无论他们是求助于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抑或求助于集体主义、独裁专制，多半不过是基于时代和环境提供给他们个人的智识与眼界，使他们对救国或建国的方法、道路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形成了不同的理解罢了。像海德格尔1930年代选择站到德国纳粹党人一边，内心旨在借助“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丁文江等人当年主张用“新式独裁”救中国，内心仍期待着未来的民主政治一样，他们每一个人所谓“软弱”或“背叛”的行为背后，都有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强烈关怀在起作用。只不过，同样在民族国家利益的考量下，丁文江等人想的可能是救急，而海德格尔想的多半就是做另一个柏拉图了。

自美国宣告独立解放以来，迄今不过三百年，世界版图已经被一个又一个“民族国家”划分殆尽。数百年前身处农业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普通人还不知有国，到如今世界上的国家已有两百多个，并且还有继续裂变新生的趋势。这一个又一个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技术的全球化，恰成对立之象。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注意到的那样，现代民族国家不仅对个人的自由解放鲜有建树，它对个人构筑的重重壁垒且远胜过古代的部落、城邦及国家因自然历史所形成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现代主权、领土疆界及各种相关法律的设定，严密地圈起并限制了个人的活动空间，强行把过去自由往来的这一地区的居民同其他地区的居民区分开来，并制造出各种政治的、文化的独特性，建构出越来越多自我感觉良好的政治族群。而随着越来越多在现代技术及其观念的发展程度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在文化传统历史影响上又各具特色的众多民族国家的兴起，它们会选择适合于自身存在的某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制度方法，又是很难避免的。

首先，现代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分化、民族构建，在不断生成新的阶级、阶层、民族、国家的同时，势必会不断催生出适合于这种社会发展趋势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群体。这是因为，社会组织分化得越快，社会思想也就越易趋于多元；世界被切分得越细，相互区别的各个群体或国家也就越需要某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证明自己存在的独特性与合法性，以凝聚人心。
其次，就像汉娜·阿伦特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不仅没有推动欧洲走向统一，反而最先加速了欧洲自身的解体；这种生产方式越在全世界扩张，就越把欧洲的解体过程，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输送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一方面是炮舰政策掀起的掠夺、压迫的狂潮，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广泛传播。结果，西方自由平等及个性解放观念越普及，就越是有力地推动了包括欧美自身在内的民族独立、自决和解放意识的发生和觉醒。1776年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宣言》，就揭开了世界各种被压迫群众用自由、平等思想和个人权利不得侵害的现代个人主义政治主张，集体向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抗争的序幕。这种明显具有罗尔斯所主张的那种权利正义性质的集体抗争，多半固然受到民族主义，甚或国家主义之类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却未必都会带来古代整体主义主张和制度的全面复归。美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现代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兴起，与两千多年前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作用关系不大，倒是与卢梭一辈欧洲近代思想家的自由、平等思想主张及其早期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关系密切。这是因为，人类历时两千多年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确实伴随着一个自由、平等观念逐渐形成，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权利意识日渐张扬，古代整体主义制度和思想不断瓦解的过程。只是，西方个人主义的张扬与古代整体主义制度的瓦解，并没能迅速推进人类全体的文明进程。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能看到，由十四至十七世纪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推动起来的早期资本主义，恰恰导致了卡尔·波普尔不愿看到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相结合的种种恶果。一时间，物质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席卷而来，不仅造成了西方社会内部严重的道德沦丧、社会分化、阶级斗争，而且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制造了空前规模的野蛮侵占、掠夺、奴役、压迫、屠杀和战争。工业最先发达起来的英、美等国，竟然还重新复活起一千年前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奴隶制来了。
西方资本主义早期优势几乎全部依赖于技术。“技术统一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席卷全球，看似各种自然、历史造成的区分与隔阂被冲决、打破，无序竞争的大小国家或族群逐渐走向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将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的统一的民族形式。但事实恰恰相反。

西方现代集体主义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作为启蒙思想家，卢梭是最早系统提出人权学说，公开宣扬个人主义的人；但他同时又是近代思想家中最先明确提出人类必须结合成“一个道德的和集体的共同体”，坚决主张集体主义的人。他宣称，一旦国家成立，对任何国民的侵犯都等于攻击整个国家；而对国家的侵犯就更等于攻击所有国民。也因为国家是由组成者各个人所构成，所以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与国民利益相反的任何利益；而任何国民不仅对国家的事务负有义务，而且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在这里，历史发展过程的过渡状态表现得是那样明显。即在反对古代专制统治下的整体主义等级制度，倡导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同时，卢梭依旧是站在古代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层面，把人看成是孤立的原子，相信无论从自然生存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生存的角度，人“除非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否则都无法维护自身权益。结果，从申张人权的角度，卢梭看似是个人主义的主张者；从强调集体主权的角度，卢梭却处处表现出某种整体主义的倾向。由此不难看出，就思想史的角度而言，集体主义不仅是现代产物，而且还是从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启蒙思想出发的。只是，作为一种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它不能不兼有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