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有心结,一提到犹太人,德国人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猛增。 君特·格拉斯说,“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 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 …… [ 展开全部 ]
  • 作者:[荷] 伊恩·布鲁玛
  •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定价:CNY 66.00
  • ISBN:7549570450
布鲁玛通过他的政治游记要表明的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对德国和日本战后悔罪起到关键影响的,是两国战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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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对纯粹物质追求的厌倦,也许是因为对身不由己背负罪恶感到懊丧,也许只是因为无知——或者更有可能是以上三种情况兼而有之——日本年轻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套爱国主义的甜言蜜语。中国惯于以日本的历史罪行作为把柄,进行政治施压,因此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催生了一种好斗的爱国心理,甚至不惜以无视历史事实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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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战时,轴心国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亲密无间。希特勒对一个黄皮肤的“主宰者民族”难免感到不放心,而日本人说到底是想把“白种人”赶出亚洲。然而,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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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神圣统治者被美国人勒令卸下其神圣外表。这个喜欢罕见的甲壳类动物、也喜欢各种米老鼠手表和英式早餐的天皇,也许反而感到一丝宽慰,很快就顺从了。美国人随后颁布了一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之后,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世上最糟糕的局面就这样产生了:主权没有复得,不信任感依然存在,而不满情绪在日积月累。龟井等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小田等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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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9-21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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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无疑是德国人犯下的一项罪行,“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嘛。但这里的德国是另一个德国。一味坚持通过“身份视角”审视历史、复述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尔的老话,意味着抗拒凡事皆会改变的观念。一个人能从侵略者的角度铭记奥斯维辛同时避免陷入过度自责甚至是妄自尊大这种庸俗的情绪泥潭么?认为奥斯维辛是德国人身份中某些可悲缺陷造成的想法,就好像说是德国人的集体天才造就了歌德和勃拉姆斯,只会固化某种神经质的自恋症:往好了说,这是一种永恒的担忧,生怕德国人是个危险民族;往坏了说,这是一种畸形的自豪,自豪于一种近乎原始部落的禀赋——既能创造美轮美奂的音乐,又能犯下难以启齿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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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广岛地下埋了毒气的事实也不能让原子弹的残酷性减色多少。但这一切让和平公园及其全部圣迹变得更具历史纵深感,而且从上帝手中接过了历史,放在了会犯错的人类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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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管战前的日本政府叫“不负责任的体制”。他勾勒了三种政治性格:供人抬的“神轿”、“官吏”和“浪人”。其中,“神轿”居于最高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由“官吏”负责抬扛(比如节庆期间的抬神轿活动)。“神轿”是一种标志,但那些扛它的“官吏”,才是掌握实权的人。然而,一干“官吏”——包括官僚、政客、海陆军将领——常常被最底层的“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些人里有军事冒进分子、头脑发热的战地指挥官、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等暴力论者。这一不负责任的体制造成的后果是,政治因果关系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了,历史就像一根没头没尾的线绳,串满了既成事实,有的只是一段又一段处于压迫中的沉寂。偶尔,它才会被突如其来的神秘风暴打断,这可能是外来的邪恶势力、大自然,或者正如日本修正主义教父林房雄所说的,是“历史的残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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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便没人公开支持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许多日本民族主义者也深感有必要捍卫日本传统文化,反对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从政治上讲,这意味着捍卫日本主权,包括其发动战争的权利,并抵制马克思主义和反战主义的影响。从宣传上讲,受围困的“文化”是个模糊的概念,指的是家族制国家,其古老的价值理念经由名义上没有断代的皇族血脉世代传承。由于建立战后秩序的主体不是那些继承反抗旧制度(ancien regime)衣钵的日本人,他们看待过去的态度必然会较德国要模糊些,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实际上,捍卫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往往就是捍卫旧制度:不光要反对日本左派,而且也反对那些来自东方或西方、批评日本所作所为及其历史记忆的外国人。
这就是为何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对我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1986年,他因为发表朝鲜人对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也负有部分责任的言论,影响日韩关系,被首相革除了职务。接受采访时,他说东京审判是一场“种族复仇”,目的是“剥夺日本的权力”。藤尾这么说,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历史和传统来恢复日本精神”。
藤尾既非另类,也不是战后第一个发表上述想法的人。1971年,即将卷入一桩贪腐丑闻的首相田中角荣表达了对日本教育缺乏德育培养的担忧。他建议恢复《教育敕语》,因为“其总体来讲阐述的是普世的道德准则”。但早在1957年,文部省就已触及问题的核心。在针对家永三郎编写的首版教科书出具的报告中,文部省给出结论,“家永不遗余力地促使人们反思过去,已经远远偏离了教授日本历史的正道,即承认我们祖先的历史成就,从而强化我们身为日本人的认识,激发对本民族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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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9-23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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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悲伤的并不只是神风飞行员的过早凋零。但凡打仗,无论哪国的军人(乃至平民)都是如此。但他们的死让人最难过的地方,莫过于泛滥到让人反胃的煽情元素,而这居然被拿来为自我牺牲正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神风飞行员根本不相信那套樱花凋零和杀身成仁的爱国主义说辞,毕竟这在当时非常普遍。而这正好切中了问题的本质:他们被教育为自己的死欢欣鼓舞。正是这种对他们懵懂理想的利用,让劝之赴死的做法显得无比邪恶。但这点在“平和会馆”里至今完全没有提及。
至于虚假的理想和腻味的诗意,它们依然是此地氛围的构成要素。通往会馆的马路两旁栽着樱花树;人们大肆吹捧所谓的“欢笑脸庞之美”;导游指南称会馆为“泪之阁”;一幅骇人的4×3米的油画里,六个身裹白袍的天使将一位飞行员的遗体抬离正在燃烧的机体,托着他升向天堂;最最重要的是,拒不承认自杀式任务完全是白白葬送生命,仅仅起到了延缓战争结束的作用。几千人的死被赋予了一种子虚乌有的意义:年轻人为了和平与繁荣而死,他们的牺牲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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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心中充满负罪感,觉得有必要承认罪孽,卸去其包袱,获得世人的原谅;日本人则希望保持沉默,最要紧的是,希望别人也保持沉默,因为重要的不是在上帝眼里是否有罪,而是公开出丑、难堪和失了“面子”。总而言之,耶宁格坦白程度不够,而本岛则话太多。两人的缺心眼虽不尽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循规蹈矩,他们破坏了本国文化的规则。
麦兜史努比 //罪文化与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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