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名的文字陷阱，便是“清”“明”二字。这两字实在常用，避无可避，皇帝也说不用避。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无事则罢，有事谁也禁不起挑剔。有一个老汉叫高治清，因编书被捉进官去，官员一听这名字，已觉得此人必是反逆无疑，何况他编的书里，有“桥畔月来清见底”、“一色文明接远天”这样的诗句，非反清复明而何？幸好此时乾隆已老，有意放松文网，看到报上来的这个案子，佯怒道：“各省察办禁书若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似乎已忘了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帝王发起文字狱，最基本的心理，是做贼心虚，自己知道自己的天下是怎么来的，便以为别人也知道。隋炀帝弑父，才会认为薛道衡赞美文帝是在暗中讽刺自己；武则天杀子，才会一读李贤的《黄瓜台词》而震怒。元人马上抢得天下，以为理所应当，心中坦然，没兴趣去天天琢磨是不是有人在暗中骂自己。满人接受了汉人的合法性理论，便总觉得自己底气不足，直至杯弓蛇影。孔子说的“小人常戚戚”，此之谓也。
儿童游戏有“官兵捉贼”。如朱元璋者，明明做了官兵，内心深处，仍然贼性不改，不待人说沐猴而冠，自己先蜷起手来，以强盗自任，也算是怪脾气。乾隆晚期以后，天下坐稳，不必事事提防，文字狱也渐渐地少了，只是这时的文人，也渐渐地无聊了。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主张都很可笑，不能服人，反自见其狭隘。清儒顾炎武论南北学术弱点，说北方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杨元慎的说辞，字字句句倒是言不及义。话说得越铿铿锵锵，越显得有所不能自喻，不然为什么这么愤怒？后来陈庆之病了，杨元慎还跑到人家家里，说了些更难听的话，号称咒鬼，实则骂人。人常以攻击性的行为掩饰不安，此即一例。
争斗总是为利益所驱动的。但人们争来争去，往往忘了当初的目的，或那目的早已不复存在，则只剩下无聊了。杨元慎的论辩术，至今仍在流行，一是人们历两千年也学不会个逻辑，二是人总是无聊的时候居多，一无聊便会纵容自己的不良情绪，而不管其高下了。
“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连孔圣人也对这类话题有兴趣，何况庸常。偶尔读点历史的一种用处，就是认识自己心中各路角色的面目。谁心里没有个焦芳，谁心里没有个杨元慎呢？只是有时我们不能自见，有时见而不知其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