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入法

为理解中华民国，本书并不采取直线叙述，而是以专题章节的形式提供对于中国转型这一中心主题的深度阐发，再将它们综合起来，编织入整体的叙述。尽管本书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推进的，但是 …… [ 展开全部 ] 每一部的各章都用一种更为聚焦的方式考察那几十年中的特定方面：政治、社会关系、思想、外交、经济以及其他主题。因此，本书避免单一的故事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教科书的作品。将其抟为一体的是贯穿这一时代内外的一系列重复出现的主题。通过检查不同颜色的丝线，我们就可以看到外衣是怎样织成的。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与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在外国干涉、战争与经济紊乱的情况下，中国古老的王朝政治制度以及支持它的社会结构瓦解了。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为了自己与家族（有时是民族）的尊严——而努力奋斗。民族本身也有待构建。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国认同的版本，但正是在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与激进行动者首次试图通过混合种族、文化与历史等观念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些令人兴奋的观念触动了受教育阶层与城市群体的心弦，最后，它们还传布到了农民阶级之中。与此同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宣告帝制就此结束，并在随后试图建立一个共和国。清朝是以汉民族主义的名义被推翻的，满族统治者被视为外国侵略者——他们在两个半世纪之前突然冲出了东北森林，征服了中国。1911年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清朝不过是前后相继的二十多个皇室中最近的一个，其“正统性”可以被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像之前的所有王朝那样，清廷以其自身而非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在王朝最后的那些年中，这让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容忍。他们想要一个代表国人利益的强大政府。由此，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对受过教育的群体——如数量日渐增加的学生、军人、专业人士以及商人——来说，这些理念既是奋斗的目标，又是他们之间互相争夺的对象。到20世纪20年代，城市工人与许多乡村社群也已经成了举足轻重的政治行动者，他们也迫切要求实现自己的社群与正义理念。民族主义将那些算得上数或应被算上数的人群重新界定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它唤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注意，那就是一个软弱且四分五裂的中国如何保卫自己抵抗外国自19世纪以来的威胁。而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正义——权力与财富在中国内部如何产生与分配——的问题缠结在了一起。因此，建立某种新政府的斗争就关涉到政治共同体成员如何作为——哪些成员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与义务。这与建立强大国家以抵抗外国威胁和直接侵略的迫切需要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在这几十年中，战争肆虐，没有哪个城市、村庄或家庭能不受其影响，且它又与新权力源及其反对力量的出现关系巨大。在摧毁旧社会结构并为新权力竞逐者的出现开辟道路方面，外国帝国主义与赤裸裸的侵略、内战、地区与宗族暴力以及匪患都发挥着作用。在这几十年中，中国还被进一步拖入世界经济之中，这促进了城市化（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并为新的文化交互与社会变革开辟了道路。在这几十年中，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以民主为名义，而民主自然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民主有时意指选举制度或实行选举的保证（以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方式），不过，它还意指各式各样的群众动员以及从公民权到经济安全等种种权利制度。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新社会群体——例如妇女、工人、商人、少数民族以及各种“爱国者”——要求在政治上发出声音。城市精英在挑战王朝权力以及随后反对自封的建国者时，都既用民族主义又用民主主义来正当化自己的行动。在工人与农民之中，民主、社会正义与民族主义也变成了强有力的潮流，塑造着长期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国革命者反抗着传统习惯与道德的重负，同时也与民国时期新出现的掌权者作斗争。因此，“民族”与“民主”的概念就成了竞争中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斗争舞台。同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标志就是国家建设的努力与实验，这种努力与实验宣称能加强国家力量且创建民主，而事实上通常是通过创建民主来加强国家力量。然而，在像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就此而言）民主主义这样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到的解放与乌托邦冲动也可能受到了限制，理由则是国族统一以及抑制对国家或法团权力的阻抗。中国民族主义是通过面对外国的频繁干涉与侵略的耻辱感塑造出来的。领导者与人民都同样尽力试图恢复历史上的伟大。他们将中国理解为一片有着古老荣光的土地。而为了生存与发展，它需要新的制度。首要的则是新的公民，他们会被像学校、法律、兵役以及国家宣传这样的共同制度塑造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本书的绝大部分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追索这些尝试——教育普及化，语言标准化，改造法律制度，并一般性地加强政府。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可能互相冲突。领导者批评说民主会带来不统一与无效率。政府的批评者不得不为他们的爱国心辩护——尽管他们可能同样因为政府不能保护民族利益而攻击它。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间互相冲突的成分是不可能被否认的，不过同时，它们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虚假造作或白日梦。在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的逻辑完全以对人民的动员为基础。对旧式的王朝国家来说，只要人民交了税，它大体上就满足于让他们自行其是，而新式民族国家则需要他们热忱的合作。本书考察了中国奋力创造公民的过程。那么，被理解为是权利与义务结合的公民权就同样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民族主义要求创造公民——认同于政治共同体的人民。作为一位公民，在那个共同体中也就有自己的一份。在此类政治问题之外，本书还考察针对家庭、欲望、性关系、休闲以及身体本身（例如如何出行与着装）——它们承载着公民权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态度变化。本书混合性地借鉴了社会科学、文化研究以及实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以集中探讨这些主题。我所设想的读者无须对中国有任何了解，不过要乐意在少数广为人知的事件中扑腾，并要间或游入深水之中，考虑这些事件的原因、方式以及潜在的替代性选择。
[ 收起 ]

作者：沙培德 (Peter Zarrow)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CNY 78.00
ISBN：730018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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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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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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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通向革命之路(1895—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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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儒家激进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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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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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语境中的儒家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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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境中的儒家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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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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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911年:历史与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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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序幕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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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阶段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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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守社会变革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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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结构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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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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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清朝覆灭过程中的观念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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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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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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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主义：种族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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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从军事独裁者到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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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民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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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与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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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主义与军阀时期(1916—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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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主义的动因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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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乡村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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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活的基本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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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的解体

但是,从晚清开始,通过向地方精英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国家建设计划打破了权力的文化网络。村庄首领既不能满足国家贪得无厌的需索,也无法通过抵抗这些需索来保护村社。变化可见于,材民开始遮避村庄首领之职。最重要的是,征税不定期对村庄整体(不是像地税那样施于个别农家)增加了新的负担。村里不得不想办法筹出这些钱。这不仅对村庄首领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显然也损害了村庄的团结。不同种类的村庄回应方式各不相同。在华北那些主要由贫富大体相同的小自耕农组成的村庄里,村民间或会强化内部纽带,成立自卫组织,并分担税收鱼担。另一些村庄阶层分化更明显,或绝大部分土地掌握于不在村地主之手,面对外来压力,它们会分裂,且变得更加脆弱不堪。村庄首领弃职而去,随着新人一新类型的人一进入村庄领导岗位,品性也就跟着变了。新首领纯粹以强制统治。

这就是20世纪中国“土豪劣绅”的结构性起源。这些人可能出身于任何阶级,他们共同所有的则是欺压人民所必需的气力。实际上,他们成了包税人(尽管并未得到政府承认),对村民来说,则就是蔽诈勒索之徒。“土豪劣绅”可能会安排征税,但往往会欺骗国家,并反对财政管理合理化的努力。他们与地主联手,因此也就无法代表村民。与传统士绅或真正的村庄首领不同,他们没有任何正当性—国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国家政府的去正当化与村庄权力安排的去正当化密切相关。尽管这并不是说传统秩序下的乡村生活是田园牧歌式的,但至少村民在道德体系(纵使是等级制的,但也是互惠的)下各安其位,国家也试图限制地方掌权者的特权——即使仅是为了避免触发农民起义。

黑山雁 //贫农、中农、富农在充当农村的特权阶级时，没有任何差异，此时他们已经脱离了由经济地位所定义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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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抵抗、造反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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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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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城市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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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

同时,市民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独立于国家,也并不与国家建设相对立。正相反,各式各样的正式与非正式协会—如商会、酒吧、学生团体妇女组织—与国家互相渗透,它们虽然愿意吸收官吏会员,但在面对国家时,同乡会仍会代表商人的利益。学生团体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在发生特定对抗后,团体本身也可能会消失,但一旦情势改变它们又会重新出现。与其说城市市民社会是自主个体追求个人利益与表达公共关切的场域,倒不如说是团体代表、竞争与协商的舞台。国家的羸弱与地方社会的力量造就出一个动态的混合体。社会无法一也不想—取代国家,事实上,国家的赢弱被广泛看作总体进步的严重障碍。公民社会的自我形象完全是爱国主义的。

黑山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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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社会力量：工人

像资产阶级那样,虽然与中国的总人口相比,工人的数量很少,但却分布于关键性的位置。不过,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与20年代的工厂工人中,极少有一辈子做工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经常返家帮助秋收或参加亲属的婚礼与葬礼。与其他工业化初期社会一样,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糟18糕,报酬低下(不过数额尚足以从衰落中的农业体系下吸引工人),普遍雇用女工与童工。绝大部分工人受到包工头(为工厂募工,并在整个雇用期内保持着凌驾其上的威势)的掠夺。不过,虽说如此,中国工人仍能够进行持久而有效的组织。

工人既不是20世纪20年代那些试图组织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职业政治家的工具,也不是孤立且与政治无关的乌合之众。在政治组织者登场之前很久,中国工人已发展出集体行动的传统—停工、休工、怠工与罢工。乡村移民利用其乡籍纽带(以及族群与亚族群认同),以在陌生的城市中生活得更平顺些。……工人来自中国各地,利用同乡会找工作,获得一定的福利与保险以及某种社群感。

黑山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