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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在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讨论人类语言的本质，视野开阔，材料征引丰富，是一向以“语言情人”自谓的海然热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语言人:论语言学 …… [ 展开全部 ]
  • 作者：克洛德·海然热
  •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定价：35.00元
  • ISBN：730118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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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眼下对使用混合语的国家所表示的明显关切,令人感到其动机的学术性远不如经济政治性。这些国家大都属于往日备受奴役的第三世界,同时也是西方在“不良之念”和特别是相关利益的双重压力下,仅在口头上滥施同情词语的对象。
除了专治混合语者以外,西方语言学家——尤以摆弄“大语言(法、英、西、葡等语)的工匠们为甚——都拒绝这样一幅可能证明人类语言产生于毫无地位可言的混合语的图景。正是这些语言通过黑奴贩子和殖民地移民之口,奠定了多数早期皮钦语的基础。混合语一类的语言无论如何微不足道,完全能够提供适用于所有语言的遗传模式。从预防争议着眼的拒绝,其实是一种升华了的种族主义,背后隐藏着种被大力捍卫的知识种族主义:非洲人、亚洲人和安的列斯人真的能够缩影式地再现西方重要语言的诞生过程吗?在我们眼皮底下,如此幼稚的混合语的形成过程能够描绘出表明智人特点的语言能力的最终进化阶段吗?
无论这个假说多么诱人,局面远非如此简单,况且,重构理论把混合语使用者悄然贬入了前人类时代。严格说来,这个假说的言外之意,是据信被剥夺了自家语言的奴隶仅具备次等人性,只能靠讲皮钦语进化为人。这方面,准确掌握事实和理论思考都是澄清任何问题的必要前提,因为二者必然互为联系。
渻川啰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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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12-30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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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没有被这些麻烦吓退。从17世纪以来,至少在西方就有人设法把世界上所有的词汇归纳为一组数目有限的语义常量,发生变化的将只是不同语言的组合方式。照此,一门语言的词汇只是可能的组合方式的集合之一。为了让自己信服这个办法的合理性,只要别过于较真,从有数的几门语言里仔细挑选例证就行了。但是,语言现象并不这么简单。需求和场合千变万化,语言人的创造性,意义随时变化翻新。这已经以驳倒这种心理元素论所先验地强加的常量说。而且,语言以外的现实世界从未停止变化。即使采用成分分析(用最小语义特征进行分析),把“父亲”一词在所有语言里的语义解析为“再明显不过”的“男性家长”,出错依然难免,只因外科手术能够随意改变人的性别。一个生过孩子的父亲,做了这种手术以后当然还是父亲,只是成了“女父亲”。何况此类循环论证在带根本性的语义方面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用词语来说明最低限度的语义常量的办法来分析所有语言的词汇,无异于不顾词语本身的分析。
渻川啰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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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9-01-02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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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常量肯定是存在的。如果不是对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常量的研究,语言学又是什么呢?然而,如果说未来发生巨变不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记录言语的机器所做的跟语言学家所做的正好相反:机器只保留变量。语言学不能对这样的技术演变无动于衷。事实上,语言学已经从中看到了一次更新的机会。当然,人们早在机器忠实地再现变量的形态以前就已经在研究变量了。机器的使用则加速了这场已经启动的运动。语言学产生于对于常量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一门在常量的背景下研究变量的科学。这门科学不再总是盯着常量本身,而是把它纳入千姿百态的变量当中。换言之,这是一门社会语言学。
渻川啰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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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观点在其他科学领域里也可以找到。例如,按照薛定谔的说法,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上,“属性的区别是离散性区别”,而且“它们的差异性实际上是一个根本的概念”。贝尔则认为切,在数学的拓扑学方法里,“最要紧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下面这句打趣的话据说出自勃拉克之口:“我不相信事物,我只相信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的至少是本世纪的绘画艺术。
渻川啰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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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位天文物理学家只要心里明白,便不会觉得“太阳落山”这个说法有什么别扭之处,尽管它包含着哥白尼在世之前的某种陈旧的知识状态。研究语言的人会祈望语言是“本应”的样子吗?那是逻辑主义者的梦想!语言在谈论世界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它所谈论的世界。
渻川啰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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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语言学怀有个人兴趣,真是令人惊讶。这一兴趣从何而来?来自对于语言现象本身的一种特殊的兴趣。被叫做“一言堂”的苏联体制是个突出的例子,的确值得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这种“陈腐的套话”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文风,即利用词语掩盖实情,达到控制一切的目的。在奥维尔的小说里,“新话”是指通过禁止一切能够成为非正统思想的载体的词语,以便把这些思想扫除千净。词语因此成了自身的所指物。我们在苏联的官方文件里看到,动词的使用频率要比从动词派生的名词少得多。俄语里有大量这种名词化形式。多用名词化形式可以使人利用话语避开与实际情形直接冲突,而使用动词正好与之吻合。从而把既不明显,又尚未完成的东西说成好像十分明显和已经完成了似的。
以法语为例,如果我们把“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或者“人民跟帝国主义作斗争”变动一下,说成“我的说法的正确性”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断言就变成了言外之意,发话者避开了对断言所负的责任,同时消除了反驳的可能性。因为听话人能够接着“我的说法是正确的”这句话之后说下去,可是“我的说法的正确性”是个尚未说完的句子,拦腰接话就不那么容易了。
渻川啰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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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把言语活动视为人类禀赋的观点,研究其功能意味着把这种禀赋简化为一种工具。但是,只要不把它设想为“服务于某种目的的纯工具”,就必定会关注言语活动的运用情形及其为人类带来的益处。只要把功能区分为级次,指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功能问题就不会是毫无用处的研究。
渻川啰喀 //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包容、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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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还有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子:在利比亚叙利亚和约旦的阿拉伯语方言里,父亲常常管自己的儿子叫爸爸，让等级较低者“升级”,从而拉平两人的关系。
渻川啰喀 //讲社会标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以后有新的理论武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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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语言情人偏爱单个词语,并且编写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表。例如贝莱克笔下的西诺克。西诺克在拉露斯出版社工作五十多载，他的职业很奇怪:“词语杀手”。为了给编辑同僚们寻找新词腾出位置,他把数千个词语送入专为消亡中的名类准备的无名墓地。退休后,他为犯下那么多的词语罪行深感内疚,于是决定编辑一部被遗忘词语的大词典。为了把它们找回来,他在图书馆里秉烛夜读,大量查阅,潜心编纂。此类朝圣工作往往由业余爱好者完成。开拓者筚路蓝缕,往往由欲望所驱使,未必有专业知识。语言爱好者很可能并非文献学家。
但是,语言情人未必只热衷于积攒词汇。词语迷与其说是短视的词源学者,津津乐道于个别词语的历史,不大关心它们所出现在完整的词汇,不如说是温情蜜意地搜集语言描写的语法学家;有的人甚至不仅沉迷其中,而且不把这些语言都学会便不罢手,尽力达到能够跟以之为母语者交谈的水平。在他们看来,多学一门语言,就是陶醉于一场新的征服。未能全部掌握才使他们感到沮丧。看起来,他们跟缅怀纯真前巴贝尔塔时代的亚当式理想有天壤之别,距离世界语追随者的梦也有十万八千里。也许,他们这种追求多样性的狂热实际上只是心底里渴求完整性的另一面,却被当成寻求特异性。
渻川啰喀 //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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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语言人今后会越来越重要。也许,通过研究言语活动,把人作为真正对象的语言学会有光明的前途,如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语言学与后者的深刻联系,我们已经有所述及。因为,人类也许有一天会意识到,出于利益生搬硬套精密科学的许多成果会给生存和自然环境带来致命的危险。同样,人类也许会意识到,二十万年以来,大脑发生的变化微乎其微,而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却大为深入。这种反差引起伦理学和学术方面的众多课题。迎接这一挑战要求坚持不懈地寻找物理世界和我们(仍然知之甚少的)自身生物机制的规律,同时把握这些规律的应用,使这种努力取得平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更加关注人类自身的心理和社会属性。人文科学便以此为己任。这种平衡也许不光基于一种精神需要,我们甚至可以期待,人文科学与宇宙科学之间的沟壑会越来越小。憧憬二者的和谐难道只是黄粱一梦而已吗?反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大胆地做如是想。
渻川啰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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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个生命物种,它跟别的生命物种一样,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但是“人类物种的过分成功的活动”本身不应该成为一个把语言引向灭绝的因素,因为语言正是人类自身的规定性的一部分。人类社会之所以总是关注死去的语言,道理正在这里这种关注反映在保存痕迹和证据,例如数不清的古梵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本,包括苏美尔语、法老时代埃及语、吉兹语(古代埃塞饿比亚)、古汉语,等等。因此,不应认为人类社会无力抗拒“终有一死和难免有不受控制的变化”。果真如此,希伯来语怎么会复兴,成为今日以色列的国家语言呢?要知道,它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灭绝了,被阿拉米语所取代,即拿撒勒的约书亚和与其同时代的犹太人的语言。除了《圣经》大部分篇章以外,还有不可胜计的古希伯来语文本。要使一种死去如此之久的语言起死回生,“唯一”需要的是一种强大无比的人类的集体意志。它恰恰发生在20世纪头几十年的巴勒斯坦!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在某些情形下,利用一种针对世界的盲熵的演变的负熵力,人类意志能够拥有足够的能量,既能抵御社会和人类的演变,也能抵御物理世界的变化。
渻川啰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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