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个生命物种,它跟别的生命物种一样,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但是“人类物种的过分成功的活动”本身不应该成为一个把语言引向灭绝的因素,因为语言正是人类自身的规定性的一部分。人类社会之所以总是关注死去的语言,道理正在这里这种关注反映在保存痕迹和证据,例如数不清的古梵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本,包括苏美尔语、法老时代埃及语、吉兹语(古代埃塞饿比亚)、古汉语,等等。因此,不应认为人类社会无力抗拒“终有一死和难免有不受控制的变化”。果真如此,希伯来语怎么会复兴,成为今日以色列的国家语言呢?要知道,它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灭绝了,被阿拉米语所取代,即拿撒勒的约书亚和与其同时代的犹太人的语言。除了《圣经》大部分篇章以外,还有不可胜计的古希伯来语文本。要使一种死去如此之久的语言起死回生,“唯一”需要的是一种强大无比的人类的集体意志。它恰恰发生在20世纪头几十年的巴勒斯坦!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在某些情形下,利用一种针对世界的盲熵的演变的负熵力,人类意志能够拥有足够的能量,既能抵御社会和人类的演变,也能抵御物理世界的变化。

答：全世界只用一种语言,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使用多种多样的语言,这既不大可能发生,也会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一)这不大可能发生,因为语言像任何生命机体一样,本质是变得越来越分殊,只因人类社会的文化背景,即形成语言的背景是非常不同的；
(二)很不幸的意思是,由于文化多样和随之而来的语言分殊,使得多样性成为世界的丰富性的主要因素。一个只用一种语言的世界会令人难以忍受,腻烦得要死。
目前,与“理想的”语言比较接近的大概是英语。可是,例如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等其他使用广泛的语言,它们的使用者会说“凭什么不是我们的语言呢?”

也许,语言人今后会越来越重要。也许,通过研究言语活动,把人作为真正对象的语言学会有光明的前途,如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语言学与后者的深刻联系,我们已经有所述及。因为,人类也许有一天会意识到,出于利益生搬硬套精密科学的许多成果会给生存和自然环境带来致命的危险。同样,人类也许会意识到,二十万年以来,大脑发生的变化微乎其微,而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却大为深入。这种反差引起伦理学和学术方面的众多课题。迎接这一挑战要求坚持不懈地寻找物理世界和我们(仍然知之甚少的)自身生物机制的规律,同时把握这些规律的应用,使这种努力取得平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更加关注人类自身的心理和社会属性。人文科学便以此为己任。这种平衡也许不光基于一种精神需要,我们甚至可以期待,人文科学与宇宙科学之间的沟壑会越来越小。憧憬二者的和谐难道只是黄粱一梦而已吗?反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大胆地做如是想。

有些语言情人偏爱单个词语,并且编写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表。例如贝莱克笔下的西诺克。西诺克在拉露斯出版社工作五十多载，他的职业很奇怪:“词语杀手”。为了给编辑同僚们寻找新词腾出位置,他把数千个词语送入专为消亡中的名类准备的无名墓地。退休后,他为犯下那么多的词语罪行深感内疚,于是决定编辑一部被遗忘词语的大词典。为了把它们找回来,他在图书馆里秉烛夜读,大量查阅,潜心编纂。此类朝圣工作往往由业余爱好者完成。开拓者筚路蓝缕,往往由欲望所驱使,未必有专业知识。语言爱好者很可能并非文献学家。
但是,语言情人未必只热衷于积攒词汇。词语迷与其说是短视的词源学者,津津乐道于个别词语的历史,不大关心它们所出现在完整的词汇,不如说是温情蜜意地搜集语言描写的语法学家;有的人甚至不仅沉迷其中,而且不把这些语言都学会便不罢手,尽力达到能够跟以之为母语者交谈的水平。在他们看来,多学一门语言,就是陶醉于一场新的征服。未能全部掌握才使他们感到沮丧。看起来,他们跟缅怀纯真前巴贝尔塔时代的亚当式理想有天壤之别,距离世界语追随者的梦也有十万八千里。也许,他们这种追求多样性的狂热实际上只是心底里渴求完整性的另一面,却被当成寻求特异性。

语言学家没有不谈论言语活动、语言和话语的。不过,提出三者的明确定义看来应该是水到渠成,不应先入为主。水到渠成的定义是必要的,缺少它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语言学家心照不宣地各拣一个侧面,谈的却不是一个东西。

这方面还有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子:在利比亚叙利亚和约旦的阿拉伯语方言里,父亲常常管自己的儿子叫爸爸，让等级较低者“升级”,从而拉平两人的关系。

按照把言语活动视为人类禀赋的观点,研究其功能意味着把这种禀赋简化为一种工具。但是,只要不把它设想为“服务于某种目的的纯工具”,就必定会关注言语活动的运用情形及其为人类带来的益处。只要把功能区分为级次,指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功能问题就不会是毫无用处的研究。

诗歌的手段之一是利用音韵、尾谐音、音步对仗等,在音响之间建立呼应关系。这样就会造成意义蔓延扩展,而不是集中在词语上。平行和对偶都是通过音响的近似性展现意义的近似性。不过,跟不少人以为的相反,平行关系并非诗歌的完整定义。从众多的语言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还具备其他一些可利用的手段。通过各种形式之间的类比性,而且超越语言所强加的义和音的机械组合,一切都服务于建构诗篇的意义。说到底,音响本身就是目的。凡是最大胆的诗歌都遵循阿尔窦所说的道路:“真正的言语活动是无法理解的。”不过,这个思想已经近于异化。即使企图摆脱可沟通性,以打破符号的完整性,进入纯音响游戏的诱人领域,表述者依然难以彻底摆脱语义的桎梏。诗歌跟音乐有许多共通之处,但毕竟不是音乐。

隐指和多义解读是歧义和误解的邻居。在词语及其语篇里的集所表达的实指意义以外,表述者也能够未必有意地传达隐指意义,即同时传达一系列有关他本人、他的经历、幻想、社会属性等等意义。只有通过一番分析才能挖掘出隐藏在最平凡的字眼里的意识形态内容。例如,听到“贤妻良母”这样一个“极简单的”说法会使不止一个主义者感到义愤。表述者还可以有意加重隐指意义而加大言辞的分量。“他是社会主义者”这句话可能随讲话者的选举倾向而带有不同的隐指。表述者的能动性也可以触及词汇层面,仿佛门禁不严而遭入室行窃。本应随境而迁的隐指意义会被基础意义吸纳,最终凝聚为实指意义。这是词汇的演变途径之一。

斯大林对语言学怀有个人兴趣,真是令人惊讶。这一兴趣从何而来?来自对于语言现象本身的一种特殊的兴趣。被叫做“一言堂”的苏联体制是个突出的例子,的确值得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这种“陈腐的套话”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文风,即利用词语掩盖实情,达到控制一切的目的。在奥维尔的小说里,“新话”是指通过禁止一切能够成为非正统思想的载体的词语,以便把这些思想扫除千净。词语因此成了自身的所指物。我们在苏联的官方文件里看到,动词的使用频率要比从动词派生的名词少得多。俄语里有大量这种名词化形式。多用名词化形式可以使人利用话语避开与实际情形直接冲突,而使用动词正好与之吻合。从而把既不明显,又尚未完成的东西说成好像十分明显和已经完成了似的。
以法语为例,如果我们把“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或者“人民跟帝国主义作斗争”变动一下,说成“我的说法的正确性”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断言就变成了言外之意,发话者避开了对断言所负的责任,同时消除了反驳的可能性。因为听话人能够接着“我的说法是正确的”这句话之后说下去,可是“我的说法的正确性”是个尚未说完的句子,拦腰接话就不那么容易了。

然而,一位天文物理学家只要心里明白,便不会觉得“太阳落山”这个说法有什么别扭之处,尽管它包含着哥白尼在世之前的某种陈旧的知识状态。研究语言的人会祈望语言是“本应”的样子吗?那是逻辑主义者的梦想!语言在谈论世界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它所谈论的世界。

这样看来,争论相对先时性似乎都是可爱的搜奇猎异者的作为,可是他们大多是严肃的学者。其实,并非无能之辈的过错才把这场争论引上了毫无意义之途,而应该归咎于几笔由来已久的糊涂账。

相似的观点在其他科学领域里也可以找到。例如,按照薛定谔的说法,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上,“属性的区别是离散性区别”,而且“它们的差异性实际上是一个根本的概念”。贝尔则认为切,在数学的拓扑学方法里,“最要紧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下面这句打趣的话据说出自勃拉克之口:“我不相信事物,我只相信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的至少是本世纪的绘画艺术。

因此,上述实验从反面证明,在生命世界里,只有人类能够双管齐下,做到充分意义上的喻义和沟通,即运用按照协调的结构组织起来的、随时能够添加的符号,来传达和解读以高度复杂的互动性和对话性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信息。这些信息做出表述,提出疑问,下达命令,说明事态。应当从具备这种双重性方面,承认人类语言的独特之处。研究它应该有一门语言科学,而不是像有些人计划的那样,需要两门语言学。他们很清楚语言的双重性,却不认为单一的处理模式行得通。

这就是说,常量肯定是存在的。如果不是对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常量的研究,语言学又是什么呢?然而,如果说未来发生巨变不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记录言语的机器所做的跟语言学家所做的正好相反:机器只保留变量。语言学不能对这样的技术演变无动于衷。事实上,语言学已经从中看到了一次更新的机会。当然,人们早在机器忠实地再现变量的形态以前就已经在研究变量了。机器的使用则加速了这场已经启动的运动。语言学产生于对于常量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一门在常量的背景下研究变量的科学。这门科学不再总是盯着常量本身,而是把它纳入千姿百态的变量当中。换言之,这是一门社会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