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已经不具备剧烈革命的社会心理。自大平天国以来，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经过了这一场又一场的革命，社会主流心态已经厌倦，骚动的土壤已经不复存。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这一场又一场革命的积极因素，即，它们彻底打破了中国社会原有的格局，皇权贵族特权阶层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倒;大土地所有者，产业和金融资本的所有者，一次又一次地被消灭······这一次又一次革命使得旧体制不复存在，实际上为与今的制度改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房宁教授的文章《旧体制打破越彻底国家发展越快》，仔细梳理了中国之外亚洲其他国家政治转型经验，得出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旧体制被打破的越彻底，政治现代化发展越平稳。

中国已经不具备剧烈革命的社会心理。自大平天国以来，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经过了这一场又一场的革命，社会主流心态已经厌倦，骚动的土壤已经不复存。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这一场又一场革命的积极因素，即，它们彻底打破了中国社会原有的格局，皇权贵族特权阶层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倒;大土地所有者，产业和金融资本的所有者，一次又一次地被消灭······这一次又一次革命使得旧体制不复存在，实际上为与今的制度改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房宁教授的文章《旧体制打破越彻底国家发展越快》，仔细梳理了中国之外亚洲其他国家政治转型经验，得出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旧体制被打破的越彻底，政治现代化发展越平稳。

我们来分析一下社会上不平等的核心是什么。社会的不平等，本质是一种主观幸福感的不平等，而主观幸福感的不平等，与收入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并不一定能说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就高于低收人阶层。比收入更直接与主观幸福联系的，应该是消费，包括对消费类资产(如豪华别墅）的占有，也就是说，消费多的，即对服务和消费品占有多的群体，幸福感也会上升，这比收入的高低更能说明社会不平等。因此，要增进社会的公平性、
最直接的办法应该是调节消费，而不是收人，应该试图使得消费相对均匀。

按照这种原则，我们来比较一下个人所得税与针对企业或各种经济交易的税种的政治成本。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高额纳税人，是个体。这些个个体纳税人由于为数众多，很难感受到政府专门为他提供的各种服务。即便是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治安、国防等服务，由于人数众多而产生搭便车的尤态，个体纳税人往往感觉不到这种潜在的社会契约的存在。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纳税多的个体纳税人往往是高收入阶层，他们般很难感觉到由于本人的纳税额高而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相反，由于相关服务的要求较高，这部分人还往往游离于医疗、失业救济等公共服务体系之外，这就容易导致个税纳税人对纳税存在极其抗拒的心理。

改革不是革命。改革的本质是对现有的制度进行不断的改造，是一种制度的演进。因此，从本质上讲。它不可能有顶层设计这样的奢侈空间。而反过来，革命是打破旧制度，从零开始。革命需要理念，需要顶层设计，只有把顶层设计好，革命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