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在《叫魂》全书开篇时写下了“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的点题之言。其中的涵义是,早在西方国家依靠自己的技术与军事优势于十九世纪中期后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的发展已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也早已在为近现代中国的到来准
备着条件。这是孔飞力在为叫魂案发生于乾隆盛世勾勒大
背景。
但在孔飞力看来,乾隆“盛世”又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
代。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休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固然达到了鼎盛阶段,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并为传统史家所津津乐道,也为当代的研究者所重视和推崇。然而,若是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

“盛世妖术”的叙事
《叫魂》的大叙事,是由一系列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故
事和案件串联组成的。把这些故事连接起来的,则是“盛世妖术”这个乍一看来十分奇特,仔细想来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颇为平常的现象。孔飞力着力要做的,是在讲述这一系列故事时把蕴藏在“盛世妖术”现象背后的种种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涵义写出来。
“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种妖
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
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
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大清帝国都因为应付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宁,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
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现已作古的吴天威先生和我谈起了美国中国史学界的种种人事掌故,其中提到了任教哈佛的孔飞力教授。吴先生说,这是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人物,在1970年代初曾出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专著,并以此为“敲门砖”,在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退休后接任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的位子。但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他重回哈佛也将近十年了,却迟迟拿不出第二本书来。吴先生感慨地说,现在领域里的很多人都觉得,哈佛大学让孔飞力接费正清的班真是犯了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