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既没有君主的约束，也没有教会的规定，凭着财富生长起来。它雄心勃勃地扩展边界，现在的大伦敦地区距1580年的城门，在各个方向扩展了岂止三英里，而是二十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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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和伦敦一样的其他城市，在君王、教皇或者主教的统治缺席（或是从中解放出来）的情形之下，蓬勃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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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首都和商人的城市，这两种极端的形式，概括了政治和经济学研究中一再重复的理论，即专制统治会抑制经济发展，因而限制了城市的生长发育。例如，法国的哲学家孟德斯鸠比较了共和的荷兰和宪制的英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在波旁专制统治下法国经济的萧条，并得出结论：

在帝王那里找不到伟大的商业企业家，而在共和国政府那里就可以……更伟大的事实是关于在这些国家拥有财产（鼓励商人这么做）保证了每件事……确保他们已经获得的，为获得更多而大胆地去冒险……普遍规律是：在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劳动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已得到的而不思进取；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则更多的是进取而不是固守已得到的。

孟德斯鸠的这段文字写于1748年。亚当斯密在1776年脉络相似地写道：
在那些有相对安全的国家中，每一个具有常识的人都会努力使用他自己能够支配的任何资源……而在那些不幸的国家，人们一直被上层阶级的暴力恐怖所笼罩，他们常常是隐藏自己的大部分资源……在他们受到各种灾难的威胁时，他们认为自己一直暴露在灾难面前。

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现象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专制的君主（和政府）相信只有他们才能保证王国的繁荣；维护他们的地位是头等大事，并且在对付反对其专政方面花费了大量资源，和他们所掌握的资源不成比例。他们在国内限制自由，又在战争上为所欲为；他们建造矫饰的宫殿，过着奢华的生活，这一切都依靠苦不堪言的税收来付账。

下面是个例子，是三千七百多年前，一位愤怒的父亲，十分不满于他的儿子浪费太多时间在街上游荡，而不是在学校里勤奋学习，并且对自己所过的优越生活还没有感恩之心。因此这位父亲不得不将感情倾诉在写字板上，写给儿子看：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让你扛运芦苇到甘蔗林里去……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跟着我的商队去”。我从来没有打发你去工作，去耕田。我从来没有打发你去劳动开垦土地。我从来没有让你像一个劳力那样工作。“去，工作并养活我”，我一生中从没对你这样说。

特别是这位父亲，对于他的儿子不太热心想子承父业成为一名抄写员而深感失望：

我的这种愤怒都有些反常，日日夜夜，我因为你而备受折磨。每天你都在享乐中荒废时光。你已经拥有了这么多的财富，而且已广泛扩展，变得富得流油、又大又强。但是你的亲戚们却等着盼着你倒霉……

但是一个父亲再优虑担心也不会希望儿子不幸；他的愤怒在爱里缓和了，开始时的长篇激烈的抱怨，到结尾时已是一系列的祝愿：

愿你在神的面前得到宠爱，
愿你的天性提升你，
愿你成为城市圣哲的首领，
愿你的城市在受惠之地高诵你的名字，
愿你的神以美好的名称召唤你。

我们认为这些字句是多么理所当然，以至于也许只有当一段几千年前写下的文字告诉我们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关心是如此深切时，我们才愿意停下来去考虑其中的非凡之处。书写，使这个父亲的情感保留了这么久，远超出他的想象，并且同样还使我们得以洞察几千年来的生活样貌。那么何时何地，这件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事件产生出来？显然，公元前1700年左右，当这位愤怒的父亲写给他那个任性的儿子时，书写这项活动已经很好地实践了……

这里有一点自相矛盾：对那些短期到访的旅游者，威尼斯唤起了一种想要归属的感情，但却没有多少人愿意长期住在这里。这个城市真正抛弃了作为生存和自立的首要责任，即创建友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来吸引和留住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