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臺湾南北發展的差異
臺灣幅員不大,然各種指標顯示,臺灣整體發展呈現者南北差距,具體而言，南臺灣與北臺灣有經濟所得的差距。就政財政指標而言’各縣市貧富差距相當明顯’表1資料係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101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統計結果’臺北市不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是381,180元,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1,251,519元’新竹市家庭平均每人支配所得是333,732元,每戶可支配所得是1,152,707元,位居全臺第二名’並分别為臺灣地區家庭不均可支配所得907,988元之1.38與1.27倍。各縣市家庭可支配所得超越百萬元耆,僅有臺北市丶新竹市、新竹縣等3個縣市。表其前五名還是北臺灣市縣主,排名最後的總是在南臺湾。表2資料顯示各縣市綜合所得稅申報繳稅額,北部地區的縣市甲稅額都居前位,繳稅排名前十名中有七個縣市都屬北部縣市,顯示北部地區的人口所得較高。

Inglehart指出，經驗硏究上政治文化發展與經濟生活有高度的相關性,世界各國的經驗顯示丶政治文化變遷多牛來自經濟因素,例如:经济大恐慌丶能源危機，或是金融危機所引赶經濟蕭倸丶高失業率等降臨，政黨在這些機會之窗提岀有效的解決方案，並進而創造好的經濟榮景，當然會改變選民的經濟生活·因此才可能有新政治文化認知。 Ingelhart指出,處在「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時期的肚會對有關「生存」問題呈現不同認知與反應前者主觀幸福感較低·對現實環境比較有「不安感」,相對而言，後者的主觀幸福感髙，對現實環境比較有「安全感」，這些差異性導致對政治態度的差異性，例如,物質主義肚會的人民比較傾向於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頜導者，對外族也比較有仇視心態( rejecting outgroups),在政治議題上也表現岀強烈的本土意識，在經濟議題上表現岀經濟保護主義與政治民族主議。經濟較落後的地區，呈現二低一激進的特徵,即人際間的信任度低丶生活滿意度低,以及對政府各項改革都有較激進態度。長年以來,臺灣南北經濟水發展的差異性，導致南北不同的政治生活,以及對政治的態度與政治偏好的選擇明顯有差異,尤其有關兩岸政治認同的問題。其實·南北臺灣政治文化的差異性源自南北臺灣經濟發展水夲以及產業結構的差異性使然。而南北經濟發展差異其實是反映了政府施政與財政投人及其所產生的南北與城鄉發展的不均衡，進而形塑了南農業北工矞的經濟差異,並孕育南北政治文化差異性,這些差異性又影響其兩岸政治認同。

根據 Inglehart的研究,每個不同社會,有不同的交化,並造就了每個人不同的基本態度價值與處事方法,也代表人們不同的適應能力文化變遷也使人們在政治社會、經濟與科技層面做了許多適應性轉變。有别於學派的研究，Inglehart認焉,一個社會的文化並非永遠是静止不變的,文化是會變遷的,因此，從社會科學的觀點,文化是一项「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也是一項「依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 。Inglehar經濟發展變遷是會影響或形朔其政治交化。 Inglehart指出政治文化其實就是政治的生活方式,包括人際間的信任度,人民生活滿意度,還有人民對改革的態度。 Inglehart與後現代
有關政治文化的測量提出二項基本假設。其一,是「稀有性假設」scarcity hypothesis)其認爲個人的優先價值反映出他所處的肚會經濟環境對於那些相對匱乏的事物會優先去满足。亦即,民眾之基本需求
「價值順序」( value priorities)與稀少性或匱乏程度有關,相對稀有或者匱乏之事物,其價值優先性必然較高,根據 Inglehart,經濟發展的變遷是一重要自變數’其所形朔出的新政治交化成爲一項依變項,當
然·新的政治文化又會影響人民的政治態度認同或政治認同。其二是「肚會化假設」( socialization hypothesis),其認爲肚會經濟環璄會影響其價值選擇排列當上一代人經歷戰猙與顛沛流離的生活經驗會形朔不同的政他們的政治態度。

1980年代美国密歇根大學 Ronald inglehart教授延用 Almond and Verba的研宪方法,針對西歐地區國家進行十多年的實證調查研究,提出物質主義( materialism)與「後物質主義」( postmaterialism)論以及現代化( modernization)與後現代化( postmodernization)論, Inglehart將文化視為一項變數( variable)認為交化實際上是形朔政治運作的場域，文化連結了個體與全體,交化界定團體或組織的範疇，並驅動組織內以及組織間的行動,文化也是提供解釋行動與他人動機的架構。

一個國家因社會度結構不同丶區域發展差異、種族分布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政治態度,因而形成不同的政治交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