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婚姻真的主旨就是交谈,这正是婚姻与其他人际关系的区别所在,也正是它最让人怀念的地方:所有那些琐碎的评论,从女邻居的坏脾气到一位朋友的女儿有多丑,那些没有价值也不怎么聪明的看法构成了我们亲密关系的本质,也是妻子、父亲或者朋友去世时最让我们难过的地方。

失去信任就像失恋一样。
两者都暴露出内心的创伤,都让我们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要老。

对于孩子而言,世界就是一个博物馆,里面的成人管理员可能大多数时间都很慈爱,但并不因此就不立规矩:一切都是坚固的,早在他们出生之前就一直存在。他们必须维持童真神话来换取爱。他们不仅必须天真的,而且还必须成为天真的象征。

既然不在任何具体的地方,那么那三十二个孩子就做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无处不在。

理所当然的绝望促使他们在已经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相信的时候相信。

从长远来看,那次会议原本可以成为本省的政治模板:一边是习惯于独断专行的民粹主义市长,另一边是被随意指派的一众官员,最后是无法维持的愤怒局势。

没有什么比生性理智清醒者的疯狂更为危险了。
与那些性格暴躁之人不同,理智清醒者的疯狂带有自暴自弃激进的特点，执念已经深深地蒙蔽了他的眼睛。

爱情和恐惧有着相似之处,在两种状态下我们都会容忍自己被欺骗,被引导,将我们的任甚至是命运的方向交由某人决定。

某些情况下,一个人理应感觉到的事情是那么明显,所以很难相信有人会感觉不到。
知道原因不能减轻痛苦,但是可以解释痛苦

在危急形势下,人们向滥用职权行为屈服的速度和效率是多么惊人。

我陷入了一种被人准确地称为“痛苦者的高傲”的生活状态，那种长期的怒火使得许多人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之后最终认为这些不幸赋了自己一种道德上的高尚。



很多时候我们遵守周围的道德只是因为现实不如想当然可信。说到底,难道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人们常夸大其词地称之为亲眼所见的东西吗?

安逸就像一件湿衬衫紧贴在思想上,只有当我们突然
想做一个动作时才会发现自己受到了限制。

所谓了解只不过是我们对看到的零星片段的重组

我觉得生活就是一连串简单的、容易克服的不幸,最终走向死亡,我不知道死亡简不简单,但是我知道它无法避免,所以不值得多想。
那时我不知道,快乐正是如此,青春正是如此,死亡也正是如此,尽管我从根本上没有搞错,但实际上却把每一件事都搞错了。

人们有时觉得,要抵达人类灵魂深处,必须乘坐一艘马力强劲的潜水艇,最后却发现自己正穿着潜水服试图浸入一个浴缸。

如果说小城市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它们看起来就像一群相似的臭虫:它们挨在一起,复制着同样的权力永动机制、同样的裙带关系圈子同样的动力。每隔一段时间也会产生本地的小英雄: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一位极富革命精神的家庭法官或者一位无畏的母亲,但即便是这些小英雄,似乎也被纳入了一个机制,他们的反叛只是为了让这个机制继续存在下去。小城市的生活像节拍器一样呆板而乏味。

就像生活中的一些插曲不允许我们永远保持天真,那个画面将圣克里斯托瓦尔人的意识分成了前后两部分。不仅仅是承认了个无可辩驳的社会现实,而且这个现实所造成的羞耻已经成为了集体意识的一部分,就像一些心理创伤事件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某些家庭的性格。

命名就是赋予命运,聆听则是服从。

那些孩子很穷、没有文化,就像大森林是绿的,土地是红的,埃莱河里有着成吨的淤泥一样。

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只需要掌握五分钟的权力就可以让一个人露出专横跋扈的表情。

他的智商虽然还不足以构成危险,但是其攻击性也不是闹着玩儿的。他有通常所谓“平民的智慧”,不知哪种更糟糕,是他的机会主义,还是他左右逢源的做法。

在命运的巧合之下著名歌唱家妮娜也在同一天下午去世,她的去世吸引了所有媒体的关注,而维尔弗雷多·阿加兹之死不过是社会新闻报道末尾的一则简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