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一个比较喜欢赶时髦的城市,西式的东西在这里往往扩展得很快,而且常常看不出任何原因或意义。在这座城市里,自行车的后挡板大多贴有一小片不干胶,上面写着“内置奔腾英特尔处理器”,跟美国的电脑上标示的东西十分类似。成都所有的自行车基本上都只有一个挡位,十之八九不会内置什么英特尔处理器但上这样的不干胶片是一种潮流,因而在哪里你都能看见这样的玩意儿。

在涪陵的生活让我认识到,民主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容忍。跟孔老师交谈之后,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在美国的民主体系中的参与情况,才意识到自己的参与是多么的肤浅。我从未参加过具有决定性质的投票,今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选举结果根本不是靠一票来定胜负的。在一些游行示威中,我从未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也没有通过写信或者提醒媒体的方式来对某些不公道行为做出反击。我在美国民主体系中的角色大致是这样的:无所谓地投票,被动地接受结果。然而,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地渺小,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角色来自我自己的决定,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无法忍受,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参与度。在以往,我只不过选择了不参与,而这样的选择本身跟任何积极行为一样,都是一种民主。
在涪陵,这些民主选项非常难于判断,而持异议的代价又非常巨大。或者说,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读过一些中国异己分子写的文字。诚然,我在涪陵没怎么遇到这样的人。更多的是孔老师这样的人,他们对民主观念似乎不怎么感冒。当然,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中国制度下的副产品。不过,这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他们对自身的能力几乎没有任何信心,因而创造出了中国这样的体制。至于谁先谁后,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人,却很难说清。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涪陵人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而同时又没有因此感觉渺小。他们选择漠不关心,这跟我在美国的感受相差无几。到头来，涪陵的这种民主方式反而令我诧异——因为大多数民众可以无声无息地容忍政府。我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倾向于觉得人们的无声顺从也是他们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不做任何选择。

就在我又要入睡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声音
是一阵吱嘎声;一种压抑的喘息声。喘息声沉重而平稳,轻柔似水,但绝不是水声。那是什么声音?又一阵吱嘎声;喘息声更沉重,但不那么平稳。听着听着,我完全醒了过来,随后我明白了那是什么。亚当下铺的那一对年轻旅伴,也就是那位害羞的女子和年轻的男子,正在向三峡昂首挺进的轮船上,悄然而决然地亲热着。
他们没怎么弄出声音来。年轻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房间狭小、公寓拥挤,黑灯瞎火的公园角落都可以偷偷地享受片刻。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的学生中间就有人成双结对地来到乌江的岸边。在这艘船上,我竭力地不去细听,终于又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我才知道,克莱格也被惊醒了,不可思议地听了一阵。不过,亚当睡得十分踏实,对于发生在他下铺的事情一无所知。次日一早,那个女子依旧十分害羞,双眼紧盯着地面。在巫山下船的时候,她把头发往面庞的两边理了理。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是预料中的,失败则要受到批评,并且立刻加以纠正。要么正确,要么不对,没有中间状态。当我对这种语言不再畏惧的时候,我开始尝试使用新的词语和新的语法结构。这很好玩,但也很具风险。我会用廖老师都想不到我会使用的词语一连说上好几个句子,接下来,我敢打赌,我看见廖老师的眼里闪过了一丝不情愿的赞许。不过,她还是会说:“不对!”然后纠正我刚才出错的地方。

共产党禁止鸦片、禁止缠足、禁止娼妓和赌博。他们得到了农民们的大力支持,因为农民们对残酷剥削的地主阶级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没有了任何好感。不过,毛泽东也缺乏有效治理国家的眼光和经验。手中的权力激励着他,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对他的极度崇拜。领导干部们面临着来自他们推翻的那个腐朽王朝的种种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