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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意到有一大批投资者正在将个人财产移置海外。“有人说,如果你的钱留在中国,那就不能真正算是你的钱,”他对我说,“如果身处的社会不尊重个人财产,那么钱究竟属不属于你还是未知数。”
伟奇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所有权问题。他的父亲为此丧生,他的母亲为此终生抗争,而他则在美国最好的大学花费数年研究所有权对于资本流动的影响。最终,他得出结论,认为政府对于个人财产是否尊重,将决定它最终的成败。“当政府表现出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它就有机会构建富有、强大、不必为个人安危担惊受怕的群体,”伟奇解释道,“一段时间后,这些群体将变得更理性,他们将在制定新规则的过程中学会相互妥协,共同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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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七十九了,”魏教授说,“当年被送到劳改农场的人已经没几个在世了,再不多久我们都要走了。我觉得尽我所能记录下当时的情况是我的责任。”即便如此,魏教授认为当下的年轻人恐怕并不太愿意了解中国现代史上的这段时期。“窝在沙发上看一集韩国肥皂剧不是更惬意吗?”他问我。
魏教授摇了摇头。“毛主席有句名言:‘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他告诉我,意思是为他人奉献一切,完全不考虑自己。
魏教授说,“毛去世后,大家开始唱反调。现在的人都关心什么?一份好工作,一个健康的家庭,有钱买车买房。谁还真的关心国家、关心人民?极少。”
经年的威权统治下,中国民众早已变得更加务实。你只能仰赖你的家人,最终,只能靠你自己。没办法。
习近平领导的新政府似乎对此有所领悟。习近平于2013年初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他在上任后的第一次讲话中呼吁同胞们努力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民族的梦想,也是每个个体的梦想。”习近平说。
我想到王明、他的妻子还有他们如今成年的孩子们。他们会怎么看待中国梦?他们自己的梦想又是什么呢?
魏教授也听过“中国梦”的提法。
“它的提出鼓舞人心,但首先需要复兴的是人民对于国家的信任。今天还有爱国主义吗?没有信任,没有爱,”他说,“我们正走在一条没有灵魂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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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950年代和1960年代,大约有一千七百万年轻人离开了中国的城市。目的是两个:让这些国家最聪明的大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带动国家最贫穷偏远地区的发展建设。这场中国青年的大规模迁徙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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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叔的厨房夹在中间。就好像是某种隐喻。他人生中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三十年,也正值两个锦江交替繁荣的时期。“过去,作为我
们的领袖,毛主席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冯叔曾向我解释道,“但后来,他走了弯路。要是他早点解放思想,接受市场经济,中国肯定要比现在更发达。老锦江的那个年代,香港和台湾可是远远比上海穷啊!后来,这两座城市借鉴了外国的经验,把上海甩在了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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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丈夫退休,再给大阳找个媳妇儿,我得好好休息一下。在这个小屋子里我待了十五年。我从来没旅行过,甚至没有出门下过馆子。有时候我都怀疑,
竟能不能等到为自己而活的那天。”
中国的母亲们心中反复思量着这个问题,而答案永远只有一个:不行。她们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多以相夫教子、敬老爱幼为首要职责。为自己而活,被认为是自私的表现。
不过赵女士已经摆脱了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她把丈夫留在老家。她自己做生意赚钱。她掌控自己的人生。现在她觉得自已对孩子们负有责任,她无时无刻不为他们操心,也为他们的孩子操心。
“等我的大儿子结婚后,我就得负责照顾他的小孩了,对吧?”她问,“中国人就是什么都放不下。我们总在为别人、为下一代而活,无休无止。这很蠢,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