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得无限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一想法是残酷的。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这就是尼采说永恒轮回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负担( das schwerste Gewicht)的缘故吧。
如果永恒轮回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在这一背景下,却可在其整个的灿烂轻盈之中得以展现
但是,重便真的残酷,而轻便真的美丽?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巴门尼德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宇宙是被分割成一个个对立的二元:明与暗,厚与薄,热与冷,在与非在。他把对立的一极视为正极(明、热、薄、在),另一极视为负极。这种正负之极的区分在我们看来可能显得幼稚简单。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何为正,是重还是轻?
巴门尼德答道:轻者为正,重者为负。他到底是对是错?这是个问题。只有一样是确定的: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

在这混乱的思绪中,一个亵渎神明的想法在特蕾莎的脑海里萌生,怎么也摆脱不了:将她与卡列宁连接在一起的爱胜于她与托马斯之间存在的爱。这份爱更美好,而不是更伟大。特蕾莎谁都不怪,不怪自己,也不怪托马斯。她不想断言她和托马斯还会更相爱。她倒是觉得人类夫妻的这种创造,本来就是让男女之爱从根本上就不及人与狗之间可能产生的爱(至少是多种爱中最好的),这真是人类史上的怪现象,造物主当初或许并没有打算这样安排。
这是一种无私的爱,因为特蕾莎对卡列宁无所求。她甚至不要求爱。她从不提令夫妇头疼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他爱我吗?他曾经更爱过别人吗?他爱我是否比我爱他更深?这是些探讨爱情度量其深度、对其进行种种猜测和研究的问题,也许正是它们将爱情扼杀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爱，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总渴望得到别人的爱，也就是说我们总希望从别人那儿得到点什么(爱)，而不是无条件地投入其怀中并且只要他这个人的存在。
还有一点:特蕾莎接受了卡列宁当初的样子,她从未设法以自己的形象来改变它,她预先就已认可狗也有一个世界,所以不想把它占为己有,她也不想嫉妒卡列宁的秘密癖好。她养它不是为了改变它(而男人总想改变女人,女人亦想改变男人),而只是想教它一门基本的语言,使它得以与人类彼此理解,从而共同生活。

一直趴在地上的托马斯,这时朝后退了几步,蜷缩起身子,学狗叫了起来。他假装要争夺面包的样子,卡列宁汪汪叫着,向主人作出回应。这正是他们期待的!卡列宁居然想玩!它还有活下去的欲望。
这叫声,就是卡列宁的微笑,他们想让这微笑尽可能持续下去。于是,托马斯又趴在地上,向狗爬去,抓住露在它嘴边的那截面包。他俩的脸挨得更近,托马斯感到了狗的呼吸,卡列宁嘴边长长的毛挠得托马斯的脸痒痒的。狗又叫了一声,猛地摇着嘴巴。他俩的嘴里各留下半个羊角面包。卡列宁又犯了老毛病,它丢下自己的那半个面包,试图抢托马斯嘴里的那半个。同往常一样,它忘了托马斯不是一条狗,他还有一双手。托马斯非但没有松开含在自己嘴里的那半截，反而还用手捡起掉在地上的那一半。

爱情故事只发生在做爱之后:她发烧了,他不能像对其他女人那样送她回家。他跪在床头边,冒出一个念头:她是被别人放在篮子里,顺水漂流送到他身边的。我已经说过,隐喻是危险的爱由隐喻而起。换言之:爱开始于一个女人以某句话印在我们诗化记忆中的那一刻。

要是能有什么方法把人分成不同类别的话,那么最佳的分类尺度莫过于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将人们引入不同的职业并终身从事。每个法国人都不同。但全世界的演员都是类似的—无论在巴黎、布拉格或是乡下最不起眼的小剧院。演员就是从小便自愿在不相识的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人。这根本性的自愿与天赋无涉,是比天赋更深刻的东西,少了它,就不可能成为演员。同样医生就是那些无论发生什么,都愿意终身照料人类身体的人。正是这根本的自愿(而不是天赋或灵巧性)使得托马斯进入解剖室开始了第一年的医科学习,并于六年后成为一名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