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极度的民族自卑感扭曲和湮灭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和辉煌。就古中国而言,相对同时期的西方,中国一整套的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政治解释学说,比西方的政治学说远为复杂和有效。但是到了近代,不论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人自身,都极力抹杀其真实的历史角色,将其碎片化、迷信化,似乎中国中古时期的政治思想就是建立在简单、粗暴、片段的巫术和暴力基础上的。我们只有回到中国古人的思想和知识世界中,摒弃用现代概念框架古人,而遵循古代知识、信仰的内在逻辑,才能理解真实的历史画面是什么样的,虽然完全复原真实画面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可以恢复因现代理性和“科学”而遭到扭曲的部分画面。
预言一般可以被进行神圣性的阐发( divine inspiration)或者解读( Interpretation),预测具体事件的发生。这种预测的知识基础有两个:第一,其传递的信息植根于被广为信奉的种圣体这种神圣体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人”,比如上帝、孔子、传说时代的圣王、信仰导师等;也可能是某种超自然力量,比如天命、圣灵( Holy spirit)、因果;也或者可能是一个被神圣化的知识体系,比如基督教神学、儒家经典、某种政治主义等。正因为这些预言出自圣人之口、载于经典之书、笼罩着神性的光芒,所以才能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影响,才能在人类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这些预言能够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和知识逻辑中得到解释。比如中古时代的宗教体系,以及天学、历算、音律、占卜、兽异等“自然科学”知识,是支撑起当时寸政治合法性论述的重要基础。预言也往往正是植根于这些普遍观念和一般常识之上,才能被受众接受。这一点并不仅仅适用于中古时代,可以说,这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往往需要建立在“先进”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比如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就对人类社会的逐次前进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中古政治史的研究,多少年来一直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陈寅恪的“关中本位政策”、“种族与文化”、“内政与外族的关联性”等几个命题内兜圈子。赞同者有之,使得同一命题越做越深、越做越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但破多于立，虽然指陈这些学说的种种不是,但却未能建立新的学说。
中古政治史研究，亟待转换视角,开拓视野,寻找突破点。记得多年前谷川道雄教授来北大历史系访问，他晚年一直在“兜售”内藤湖南的理论，当时我被历史系指派去与他对谈，我以唐代宗教史的变迁为例，力陈变革的分水岭在安史之乱，其时我正在通过四川禅僧的《历代法宝记》所编师子比丘击败外道末曼尼和弥师诃的故事，来考察安史之乱前后佛教、摩尼教、景教内部不同社会力量的变动情形。谷川教授肯定地说,内藤的理论的确忽视了宗教方面
其实，不论是内藤湖南，还是陈寅恪，他们的观点自然受到自身家族和所处时代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关注点多在皇帝贵戚，在世家大族，在社会精英，而很少关注社会下层、边缘、左道旁门。然而，一个社会的变迁，并不仅仅在于上层社会，社会下层的各种势力的升迁变化，越到后来，越形重要，这是当今治史者普遍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