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法官西奥多·塞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拾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就政治领域而言,现代国家的公民,通常是借助法律与选票来保障自己的应有权利。如果法律不彰,选票又得不到保证,就只好“以德治国”。或者说,既然不能用手投票,又不能用脚投票,只要用膝盖投票了。

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与此同时，这种下跪是维权与抒情又吊诡地成为驱逐理性与情感的一种仪式。

一切就像是不太会说话的劝酒，猛地一口喝下去，然后对人说:“全在酒里了，你看着办。”

奖励比惩罚可能更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自古以来，人们便意识到通过“奖励”不仅可以激发个体的潜能，更能实现个人与群体的间接操纵。


关于这一点,在古希腊神话中可以找到极好的证明。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盛大婚礼时,邀请了所有的神,唯独遗漏了“不和女神”厄里斯。出于报复,厄里斯在席间扔下一个“不和的金苹果”,上写着“给最美丽的女人”。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三位女神果然为“谁最美丽”争夺起来。正是这场“金苹果之争”,使爱琴海岸的凡人卷入了神的赌局,继而引起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

如果我们放宽视界,不难发现,奖励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直广泛地存在于历史生活之中。举例说,那些考了一辈子的老童生便是在某种程度上做了科举制度的“人质”。他们皓首穷经,只为得到皇帝老儿预言的奖赏。如果说上述“和谐港”里放风是一项普世的人权,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读书受到社会合理的报偿更是天经地义之事。然而,当读书人别无选择、完全被纳入皇权考评体系时,其本质上是旧时的才子被制度绑架了青春。可怜其中许多人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做了“旧旧制度的人质”,不断地在旧制度中被激励、被驯服、被体制化,以致除了考试与服从,便什么也不会做了。

“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 ——索尔仁尼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