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时就要把作家放回到他的真正的位置上去,他只有与战友共享的名义,他脆弱但也固执,他不公正却又醉心于正义,他在众目睽睽下既无羞愧又无骄傲地构筑他的作品,永远处在痛苦和美的分割之中,并且一心一意要从他的双重存在中提取他固执地试图在历史的破坏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作品。

我这样地回到实际的我,回到我的局限,回到我的债务,回到我的困难的信仰,我才感到更自由地向你们展示你们刚刚给予我的荣誉的广度和慷慨,也更自由地向你们说我愿意把它作为向所有那些人表示的敬意来接受,他们分担了同样的战斗,却并没有得到任何特权,反而遭受了不幸和折磨。

这任务是阻止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了一段腐败的历史,其中堕落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筋疲力尽的意识形态都搅作一团,平庸的政权今天可以毁灭一切,却不再知道如何服人,智力卑躬屈节到为仇恨和压迫当婢妾的程度,因此,这一代人不得不在其自身及周围从自我否定开始来恢复些许造就生与死之尊严的东西。

但是,我从未将这种艺术置于一切之上。相反,如果说它对我是不可或缺的,那是因为它并不与任何人相脱离,它允许我以我本来的面目和大家一样地生活。在我看来,艺术并不是一种独自的享乐。它是通过给予最大多数人以关于共同的苦乐的特殊形象来使之受到感动的一种方式因此,它迫使艺术家不离群索居,它使他听命于最谦卑、最普遍的真理。一个人常常因为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才选择了艺术家的命运,但他很快就明白,他只有承认他与众人相像,才能给予他的艺术他的不同之处以营养。正是在他与别人之间的不断的往返之中,在通往他不可或缺的美和他不能脱离的集体的途中,艺术家成熟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艺术家什么都不蔑视,他们迫使自己去理解,而不是去评判。

总之我不必再多讲了,您当然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却直到那时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用那种‘被告’之类简单的概念去想他的。我感到人家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潮一样把我盲目地推向他那一边。
我听明白了:他（代理检察长）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不错,他只是说了一句: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因为他最终取下了这颗脑袋,只不过不是他去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罢了。

因此我同这个社会做斗争，就是同谋杀做斗争。

对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要比生命更为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不应该去打扰这些正人君子的睡眠，只有风格不高的人才会这样做，而风格在于不要坚持己见，我就是风格不高，不断地坚持己见。

“于是,我懂得了这样的事实: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别人好像并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不主动地谈到这些。”

从我放弃杀人的那时候起，我就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
我曾听到过许多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差点儿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同时也迷惑了不少其他人，使他们同意谋杀。
我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无罪的杀人者。

里厄挺了挺身子，问塔鲁是否知道有一条通往安宁的路道路。
“有的，那就是同情心。”
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不见得,他不能长期受苦或长期感到幸福,因此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