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不厌其烦地重复强调“对话”这一词。我们
呼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促进对话文化( a culture of
dialogue)的发展,从而重建社会组织。对话文化有必要
成为学生真正应该学习的内容,这门学科能够教导我们
将他人视为真正的对话伙伴,尊重外国人,倾听移民和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声。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所
有的社会成员形成“一种将对话突显为一种相遇形式的
文化”,并“在寻求公正的、反应敏捷的和包容的社会的
同时,创造一种能达成共识和协定的手段”。和平将是持久的,只要我们用对话这一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孩子,教导他们如何在相遇与协商的论争中打一场完美的胜仗。这样,我们遗留给他们的将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创制出的策略导向
生存,而非死亡,导向包容,而非排斥。
将传播对话文化作为教育的任务,让我们扮演起教师的
角色,这明确地表示,现在困扰我们的这些问题将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解决—继续采用“我们惯常的方式”,我们终将徒劳
无获。但这些问题对于对话文化来说,则是一种机,可以找
到更加人道(和有望取得效果)的解决方案。古老但绝不过时的中国民间智慧教导我们: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
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目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无法依赖魔杖、捷径或即时疗法就能解决的;它们呼吁的不啻为另一场文化革命。因此,也需要深思熟虑和长远规划:呜呼悲哉,生活在当下之暴政的匆忙岁月里,艺术总体而言遭到遗忘,很少出现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需要重拾和发扬生活的艺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冷静的头脑、钢铁般的意志和巨大的勇气;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真正长远的视野一以及足够的耐心。

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主张似乎不可能实现。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当前的症状表明,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搜寻“他
们”—最好是那些陈旧过时的、确定无疑的、心怀敌意的外来者,这样人们就可以轻松地强化身份、划定边界和设置门槛了。为了应对领土主权的逐步侵蚀,越来越多当权者的“自然”情感和常规反应往往是推卸自己的大国责任,背弃先前赞同共享资源和协调政策的承诺—这样一来,他们为了应对事实存在的世界性困境所欲采取的各项规划和事业也就渐行渐远了。这种情势只会加剧全球的混乱,使得现有的政治权力机构不可避免地逐渐失去效力。在这种情势下,得利者主要是那些披着合法性外衣的跨境金融家、投资基金和大宗商品交易者;而最终失败的主要是那些倡导经济和社会平等、遵循国内和国际正义原则的人,以及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人口,而这些人的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各国政府并没有郑重地做出协调一致的长期承诺,来消
除由此产生的恐惧感,而是积极酝酿推动社会问题“证券化”
( securitization),进而带动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证券化”,
以此填补合法性空白,这种空白是社会规范的缩减和战后建立一个“国际大家庭”努力的消散而留下的。政治精英、海量信息和娱乐媒体不露痕迹地结成紧密联盟,借助各类蛊惑人心的宣传,对普遍存在的恐惧感推波助澜,煽风点火。不管意欲何为,这些恐惧都被视作不断熔炼政治资本的宝贵矿石—一缺乏监管的商业巨头及其政治游说团体和政策实施者对这一资本垂涎三尺,虽然他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是这一政治资本更为正统的各类变种。

在一个部落遍布的地域内,冲突双方规避并固执地停止
切说服、劝诫或相互转变的努力。相异部落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必须保持其低劣性,这是上天选定、须永生偿还的债务,或者至少是这样被看待和对待的。其他部落的劣等性是其无法磨灭不可抗拒的境况,是其无法消除的耻辱烙印—注定会抵制任何平反昭雪的尝试。一旦“我们”和“他们”按照这样的规则进行区分,那么对抗双方的每次相遇都不再是为了缓解冲突,而是发现和创造更多的证据证明任何缓解冲突的措施都是有悖理性和无法实施的。怀揣力求莫惹是非、避免灾祸的企图,不同部落的成员囿于优等/劣等的圈子,彼此擦肩而过,互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