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若以其他国家民族认同的历程作对照,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特色便十分显著。例如希腊、爱尔兰、以色列等地的知识分孑都强调他们在古代的共同文化起源和“黄金时代”;他们甚至大量运用神话、传说、宗教经典等来支持这种虚构的历史,以致引起史学家的严厉批评。但研究民族认同的专家则认为这是另一领域的活动,批评者的指摘尽管有根据,却未搔到痒处(参看 AnthonyD. Smith前引文,页139-140、149)。不但西方如此,日本民族认同的要求也一直阻止了它的史学家和一般知识分子对于天皇开国神话的公开质疑和研究。总之,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客观知识的追求都是现代的价值,但这两个价值之间竟存在着必然的内在紧张。我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一事实和中国文化危机的关系,并无下价值判断的用意,这是必须声明的。

第二,前面讨论中国现代认同的问题,其关键性的功用自然是系于中国的知识阶层。上文因避免头绪太多,未加讨论。现在总结之际,不能不作一简单提示。现代的民族认同必须先由每一社会中的文化精英阶层在思想上从事莫基的工作,这是各国历史所共同昭示的。民族观念的界定、厘清及传播,是知识分子的中心任务。所以在英、法、俄三国,起主导作用的是贵族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在德国则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见 Greenfeld前引书,页22)。中国的情况稍有不同,而大致可分作两个历史阶段:在清末寻求民族认同及倡导民族意识的是传统的土大夫,但在民国则是现代型的知识分子。但前者既非贵族,后者也不属于中产阶级。这两阶段中的认同方式也略有差异:甲午战后流行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及稍后维新、国粹两派将西方现代的价值观念说成“古已有之”,虽都是附会,但却有加深中国人历史意识的意外效果。国粹派的提倡“国魂”、章炳麟用黄帝纪年,都是历史意识高涨下的产物。但在第二阶段中,由于受到康有为“托古改制”和西方史学观念的双重影响,“整理国故”的运动转以“疑古”、“辨伪”为其指导思想,一切古代传说都因受到严厉的质疑而动摇了。专就史学本身说,这当然是一个进步。然而以民族文化的认同而言,一般社会上的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则因此反陷于困惑。何况“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又首先认同于“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中国的民族认同与现代认同竟由此而分裂了。从此再换步移形,自不难滑入“反西方的西化”的轨道。

但在现代中国的史学界,建立这一基本预设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从20世纪初年起,中国学人对于西方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如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已崇拜至五体投地。严复译斯氏《群言肄言·序》(1903)已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可见他已深信西方社会学(“群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已发现了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所以章炳麟、刘师培等都曾试图通过文字学来证实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恰恰符合斯氏的“律令”。但当时西方社会学家笔下的“进化阶段”其实是以欧洲社会史为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因此与崇拜西方理论相偕而来的,便是把
欧洲史进程的各阶段看成普世有效的典型,而将中国史一一遵欧洲史的阶段分期。从此以后,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论”构成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意识。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清代学术史,有人把它比作“文艺复兴”(“ Renaissance"),有人则比之为“启蒙运动”(“ The Enlightenment”),“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欧洲史上特有的现象,而且相去三四百年之远,如何能与清代考证学相互比附?中西历史的比较往往有很大的启发性,但牵强的比附("forced analogy")则只能在中国史研究上造成混乱与歪曲而已。但这一“削足适屦”的史学风气由来已久,根深蒂
固。面对着这一风气,上述的基本预设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史学在内,显然已开始转向,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范本)、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论都在逐步退潮之中。相反的,多元文化
(或文明)的观念已越来越受到肯定。以前提倡“现代化理论”的政治学家现在也不得不重新调整观点,转而高谈“文明的冲突”了。也许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终于会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