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关于巢共战争的报道中,对于进攻苏区的大围剿次数,众说纷纭。有的作者说“围剿”共达八次之多,但是南京所进行的这几次大动员,有些完全是防御性的。红军指挥员口中只有五次大围剿。每次直接卷入的南京军队兵力大致如下:第一次,一九三O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万人;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六月,二十万人;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三十万人;第四次,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二十五万人;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四十万人(共动员了九十万以上的军队进攻三个主要苏区)一九三二年南京没有发动大围剿,当时蒋介石用五十万左右军队在红区周围设防。但这一年却是红军发动大攻势的一年。显然南京在一九三二年的防御活动被许多作者误解为大围剿了,因为南京当时是把它作为“剿共”来宣传的。但红军没有这么谈论,蒋介石也没有。

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