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

辛亥10月10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 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个“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
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泛滥的结果,不足取也。

说句意缔牢结的话，官僚资本家化国库（或利用国库）充实私囊，是封建社会的王侯（或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的职业官僚）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企业家”的必经之途。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朝鲜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人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朝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地唯“利”是图。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在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大同世界。时间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
要“析产”。但分出的各“小房”,实质上还是吃大锅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