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如果只看见人权、民主、科学、技术,而忘记了那杀人放火、贩毒走私,血淋淋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本质,而胡吹或变相地胡吹,说什么“白种人的负担”( white man' s burden);把贩毒走私,说成只是提供一般商品;杀人放火,是为帮助落后地区开化,不得已而为之;武装侵略,是帮助愚昧帝国加入“世界社团”( world community),纳人“条约体制”( treaty system),那岂不变成“魔鬼的辩护士”、杀人犯和毒枭的律师了?!因此我们读历史、写历史,都应观其多面。窥豹之一斑、摸象之一块,便说教终生,强人从己,那就无啥学术之可言了。

朋友,时间是可怕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20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30年)才出生的中青年华裔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的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
椎心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

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

辛亥10月10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 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个“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
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泛滥的结果,不足取也。

说句意缔牢结的话，官僚资本家化国库（或利用国库）充实私囊，是封建社会的王侯（或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的职业官僚）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企业家”的必经之途。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朝鲜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人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朝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地唯“利”是图。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在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大同世界。时间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
要“析产”。但分出的各“小房”,实质上还是吃大锅饭。

我祖国者，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文化整体”也。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则是国家强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而贯穿其间者，泽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

所以我们谈“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西文化之融合”“东西宗教之对比”等比较史学和比较文化上之专题,实千万不能忽略其间的“阶段性”。中西互比,我们只能以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近代比近代,而分别论其短长。不可不分层次,不辨古今,囫囵吞枣,而泛论一切!
吾人如自觉近两百年来,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后而处于衰势的中国文明,远不如“现代化”较早而至今仍处于盛势的西方现代文明,就要尽弃传统,“全盘西化”,这原是启蒙时代的幼稚病,启蒙诸子的矫枉过正之言,不值深究。而好汉专提当年勇,不分阶段、囫囵吞枣,硬说精神胜于物质,东风可以压倒西风,当然更是不通时务之论。要知东西文化,原无优劣;而时间今古,则长短分明。

长逾150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片战争开始,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和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地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或 cause)

不过搞这种以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50年,尤其是其后期的25年(所谓“同治中兴”之后)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冤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50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从而形成1898年的瓜分危机。甲午之败也使那个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团,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迫地靠边站,对变法图强丧失了信心。这一集团的隔岸观火,乃导致上述朝政之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既然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
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这座“房屋”哪儿能例外呢?

传统哦;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也有变法。粗浅地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涟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

总之,长话短说。建立现代海军,参加列强的军备竞赛,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只搞科技现代化,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基本上还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要科技先生独挑大梁来救国救民,是救不起来的。中山曰:“破坏难于建设!”但是不破不立。我们不把中世纪落后的遗传从身上甩掉,现代化的衣履是穿不上去的。老实说,日本人之胜于我者,便是他们善于模仿,把中世纪的东方习俗彻底丢掉,全盘西化,所以他们与西方科技也就一拍即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