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篇目编次，即一套规整的格局。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由孟春到季冬,每季分为三纪,全年四季十二个月,即以一年完整的时序组织其思想。三春论生命,三夏论礼乐,三秋论兵刑,三冬论死亡。其中各节,分别讨论相关的人事与哲理。这一安排,本身即代表宇宙的整体性,也代表天人相应的观念。八览由本体谈到现象,其排列格局不如十二纪明显以时序反映宇宙,却也有其分配的逻辑。六论则专论人事的各方面,涉及的行为包括伦理以至农业生产,大致都着重在调和的原则。《吕氏春秋》是由秦相吕不韦门下学者合编,其参加撰述的学者,来自诸子百家这部书虽包罗万象,综合众说,内容却相当一致,显然是部经过调和的作品。

汉武帝时代,察举尚未制度化。然而,朝堂之上,有各种不同出身的人物;地方长吏,有当地的贤豪,甚至由当地人士出任二千石(例如,会稽的朱买臣)。汉承秦制,边郡有“道”一级,亦有属邦,治理新开辟的地带,首长常是土著领袖。西域各国,只有都护监督,西南夷及匈奴,都有所谓“归义”的豪酋。这一制度,沿袭为唐代的羁縻州府,明清的土司。中国的政权,因此常有一个主权模糊的地带。这是天下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明白可见的差别,而其系统化结
构,则肇始于汉代。

郡县制度不同于封建制度在政令出于中央,一在流官代替了世袭。西周封建制度下,主权经由层级的结构,逐级分享,不论王室,或是诸侯,还是卿大夫,都不能拥有完整的主权。另一方面,由周王到大夫,都具有“士”的基本身份,与一般庶人分属两个阶层。郡县制度下,除了少数君主家族及封有爵位的家族外,庶民都是国家的百姓。百姓即国家以户籍注录的人口,基本上都有相同的身份,亦即所谓“编户齐民”。两千年来,中国最大部分人口,上不是贵族,下不是贱民,均是这些有户籍,服徭役,纳税完粮的一般平
民百姓。

如果由上述角度看历史,则夏商周三代嬗替的秩序,毋宁是周人的历史观。考古资料至今不能十分肯定夏文化的时空据点,更不能认定夏的政治体或社会体的内容,且夏文化于同时侪辈中,未必有十分凸显的水平。“夏”之地位提升为三代统绪之首,未尝不可能是由于周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个古国之中,特别表彰夏人的地位而造出“三代”之说。到了东周,“三代”更成为古代黄金时代的代号。“三代”作为专用名词,似在东周始出现,即以《左传》所见,凡有五次(成公八年、昭公七年与二十八年、定公元年、哀公六年),都已在春秋晩期。其中缘故,可能是周人自居为正统,向古代投射为三个连续的朝代;可能是西周已亡,可以将三代当作一贯的朝代系列;也可能是春秋时世不宁,时人遂投射其理想于遥远的过去,缅怀一个已离去的好时光。例如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即有歌颂“三代”的观念,其怀古之情美化了西周开国时文、武、周公呈现的普世意识及道德观念,遂将三代认作一贯的统绪,代表美好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