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里的核心概念:凸生事实。这个概念让我们意识到，社会不是分散的个人的无机组合，而是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事实。不错，不管是普通人感知社会,还是学者作研究,这个概念都很好地帮助了我们对社会总体面目的理解.。
布劳1987〔1964:4)关于“凸生”的解释最明了易懂。他说:一个三角形是由三条边组成的，但是在三角形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之后，它就超越了三条边，我们不能再用分别的每条边来解释整个三角形。在他那里,“凸生”是“突然”发生的。但事实上,每条边,有的向这个角度斜,有的是向那个角度斜，它们不都蕴涵了整个三角形的信息吗。教科书上经常用来说明“凸生”概念的另一个例子是教育程度(或者年龄等其他变量)的分布。说，一个人可以有他自己特定的教育程度，但教育程度的分布只属于社会，是超越了个人的存在。


过去我总认为 ，政府也好 ，个人也好，能不能办好事情，最重要的是总体决策或者说认识“正确”与否。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关键。第一，很难说是否会有一个所谓总体上的正确判断。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必有不同的面目。(第二，靠抽象思维和概念所形成的总体判断，和把问题解决好是两码事。真实的问题总是由诸多再具体不过的细节构成。不存在一个必然要出现的“浙江村”。你讲它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把握它的各个细节是怎么搭配在一起。)

关于化解现代和传统对立关系的尝试
@一是我称为的“并存”模式。比如基于对移民社区、移民网络的发现,提出“无现代化的迁移”,强调传统社会要素和现代因素共存的可能。反驳了简单的“同化假设”。但它们并没有说明“并存”的内在机理到底有哪些。
@第二个重要的模式姑且称为“依附”( dependency)与“联结”模式。
第三种是嵌入模式。
@嵌入理论虽然是经济社会学中一个普遍的理论话题,但关于移民和种群的研究是它最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
嵌入性的基本意思是,经济的交易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展开,这将影响交易的方式和结果。波拉尼( Polanyi)最早提出这个想法。他要强调的是,市场不是“古已有之”的自然之物，过去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到别的社会关系中的。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才从别的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成为一个似乎具有自主性的领域。
【作者把三种理论都批判了】
批判嵌入：@嵌入理论想纠正人们过去在理论上的一些偏见，特别是经济学领域里的一些预设,但它实在忽略了生活本身的逻辑。这恐怕是它理论困难的根源。它所持的还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只不过把视角转移到了不同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从事实出发，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问题是不是应该倒过来：不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是人们是依靠着社会关系在“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

近年来关于关系的研究不是没有。但是有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把中国人的关系“特例化”。特例化首先倾向于把“关系”视为是中国独有,而西方社会不太存在的东西然后,研究兴趣往往集中在关系有哪些特别以至“奇异”的地方,而忽略了中国社会中关系的一般特征。其要点不在于述说中国社会的组成方式而是在强调它“究竟怎么和西方不一样”西方中心论,在今天主要不表现为西方的种族优越感,或者把西方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社会为基本的参照来看其他文化。像对关系的看法,不仅外国人这么看,中国人自己也往往跟着这么看。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可以看作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它在中国社会的范围内把“关系”作泛化并实质化的理解。似乎中国人是为关系而关系“关系”压倒一切,成为组织社会的原则之一。
第三个问题是把关系片面化。其典型表现是把关系看作特殊的“资本”、特殊的“网络方式等等。这一取向一方面强调关系在形式上的特殊,另一方面又努力将它纳入西方的概念体系。我们所说的“关系”被这样一处理就完全“跑了味”,至多只解释了它的小侧面,所以我说它“片面化”。认为关系可以简单“化约”为资本等概念,也扼杀了关系在理
论上的挖掘潜力。
在我看来,关系与其说是客观的行为规则,不如说是中国人关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一套民间理论。也不是可以化约为资本等因素的手段,它是一种表达方式。关系既是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也是对“人”本身的看法,也涉及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看法。我认为,在以西方社会理论为基本参照的取向之下,我们对“关系”所达成的了解非常有限。关键是回到事实本身上来。

为何写这本书？
@我清楚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著名人士在某著名大学尝试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而告失败。他对新闻界宣称,失败的原因是教员素质太差”。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它背后有明显的悖论。改革方案不是艺术品,别人接受不了,只能说明方案设计者在自己考虑不周,甚至无能。怎么能把板子打到对方身上呢?但是其这样的逻辑偏偏在相当一段时间,以至到现在,还很盛行。“素质太低”几乎是所有人挂在嘴边的论调,成为解释各种问题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但是我对那位改革者,以及大部分感叹“素质太低”的人,还是感到尊敬。他们毕竟在认真想着这个社会里的事。在更大的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事情:满怀热情的社会科学专家和革命家,在为群众谋福利的努力中造成群众的痛苦。
@当人们在说“素质低”“太落后”等等的时候,他心里也是有一个理论在。正是和他心里的理性认识相比人们才显得“素质低”。不是缺乏理性,而是过于理性。或者更精确
地说,是固守了僵化的理性。

@这样的焦虑和灰心恐怕是危险的。“忧患意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应该怎么办。(不管是一个人还
一个民族，发展主要来自不断的探索而不是事先揽子的设计。设计可以仅凭理性,而探索必须要有自信作为支撑。在我看来,我的焦虑和灰心正是现在的世界话语体系过于单一的体现。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非发达国家的人民从这些概念出发来思考自己。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量裁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候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

序三：任何提高自治的措施都可能降低犯罪率,但是在长期也可能引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当政府面临选择:是靠“压”来解决突发性问题,还是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时,政府总偏爱前一种。换句话说,真正的问题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

浙江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我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认为国际流动和国内流动有本质的不同。
一个例子是印度南部安得拉邦,那里是我所研究的全球流动的计算机技术劳工的重要源发地。在当地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卡玛种姓中的年轻人,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然后为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机会,又从印度流动到西方。“在安得拉地区(安得拉邦的沿海平原,那里有印度最肥沃的土地)有地,在海得拉巴(安得拉邦的首府,距离安得拉地区300公里)有房,在美国有
工作”,这是他们家庭的奋斗目标。

我在做浙江村”研究的时候(1992年到1998),主导中国知识界的是种精英主义,认为中国是全面落后的,尤其是其人口素质太差,而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将是中国唯一的发展目标。“浙江村”研究希望挑战这一意识。


此外，我对印度的研究使我注意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方面。(在2003年5月份的回访期间我得知“浙江村”南部的大兴区兴建了一个服装工业园,并吸引了四十多家“浙江村”企业入盟。这正是我在1995年大清理之前对北京市政府提出的建议。尽管这一举措有利于打破行政边界，但是这一政策仅仅惠及那些已经聚集了足够财富的大户。而普通的流动工人,包括“浙江村”里的雇工,依然要面对强大的行政藩篱和社会歧视。为一小部分人打破边界,往往意味着剩下的多数人要面临更多的障碍。比如在中国,那些受政府欢迎的成功经济人士的流动,促使大城市的房价激涨,意味着一般的流动群体的生活更加艰辛。我的“浙江村”研究带有自由放任的政策取向,而我现在觉得一个更现实的危险是,政府可能会过分迎合新成功者而损害其也群体的福利。